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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从2006年开始，中国保监会在偿付能力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的基础上将公司治理监管纳入监管体系，这标志着我国目前已基本确立了以偿付能力、市场行为公司和治理结构为核心的保险监管体系。保险公司治理的监管推动了保险公司治理工作的展开，保险公司治理已成为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公司负债治理的主体是投保人，但被保险人缺乏信息和保险的专业知识，通常会把部分负债治理权委托给政府（比如保险会和财政部等政府部门），于是政府就成为被保险人的代理人。因此，政府干预成为保险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征，保险公司的负债治理也就更特殊。由于保险公司负债的主要成分是责任准备金，所以责任准备金评估是保险公司负债治理的重要内容。
　　二、责任准备金评估与保险公司治理的特殊性
　　保险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包括治理目标的特殊性、经营的特殊性和治理原则原则的特殊性。下面从这三个角度探讨责任准备金评估与保险公司治理目标特殊性之间的关系。
　　（一）责任准备金评估与保险公司治理目标的特殊性一般上市公司通常强调以股东利益至上，关注股东利益最大化。由于债权人具有较大的治理权，这些公司面临的主要治理问题是股东和高管层之间的代理冲突或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对于股份制保险公司而言，被保险人希望保险公司审慎经营稳而保障未来的索赔责任的履行，而股东则倾向利用保险资金进行高风险投资活动获得高回报率，两者目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冲突，又由于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所以保证被保险人的利益成为保险公司治理的重要特殊目标。因此，保险公司既要保证股东的利益又要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于是保险公司面临的主要治理问题有：一是股东与高管层之间的代理冲突；二是股东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代理冲突。
　　责任准备金计提根本目标是保证对被保险人赔付责任的履行。然而，责任准备金存在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被保险人希望多提责任准备金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就会降低股东的回报率，而股东则希望公允评估或少提责任准备金。这样，责任准备金评估就成为股东与被保险人之间利益冲突的焦点。因此，需要通过公司治理来协调责任准备金的评估。
　　（二）责任准备金评估与保险公司治理经营的特殊性保险公司经营的特殊性包括高财务杠杆、债权人的高度分散性、保险合同的高度复杂性和专业性。与一般公司相比，保险公司的财务杠杆较大，以我国已上市的三大保险公司（包括人保、太保和人寿）为例，三家公司在2011年的资产负债率平均水平比国内一般上市公司的平均负债率高42.27%，这表明股东与被保险人之间利益冲突更严重。在解决股东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代理问题时，债权人的高度分散会产生严重的“搭便车问题”（从上述三家公司的情况来看，保险客户超过千万）；而保险合同的高度复杂性和专业性，会造成股东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度较高。这些严重问题的存在说明，被保险人难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他与股东之间的严重利益冲突。于是，鉴于被保险人在与股东博弈过程中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政府就自然成为被保险人利益的代理人。因此，政府干预是保险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征。
　　从责任准备金评估的角度来看，政府干预责任准备金评估的具体方式是，代表政府的保险监管部门制定一套关于责任准备金评估制度，并通过偿付能力最低要求，强制保险公司更谨慎的评估责任准备金。鉴于上述问题的严重性，在通用会计目的下，会计准则的制定部门（如财政部）也会对责任准备金的评估提出一定的谨慎性要求（如要求在评估责任准备金时考虑风险边际），但是由于在通用会计目的下，会计准则的制定部门主要代表了股东的利益，因此要求的谨慎程度低于保险监管部门的要求。
　　（三）责任准备金评估与保险公司治理原则的特殊性OECD于1999年发布了针对一般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指引》，在2005年又发布了针对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指引》。从这两个文件的内容来看，后一个文件的包罗面明显宽于前者。其中最重要的不同是强调了精算制度和内控制度，而精算制度是保险公司独有的重要制度。精算制度涉及的主要内容是责任准备金的评估和保险产品定价。
　　三、公司治理与责任准备金评估过程的内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