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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治理既是一个永恒的理论难题，也面临着一些现实困境。近年来，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步发展，以及公司治理基础性制度的建立，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治理困境仍旧比较明显，迫切需要。

　　一、上市公司治理困境及其实质

　　科学而富有效率的公司治理包括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一系列权力制衡与激励约束机制。内部治理主要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所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所有者（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制衡监督。外部治理则表现为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股东、债权人、供应者、雇员、政府、社区）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共同决定了公司治理效率的高低。

　　上市公司由于股权结构相对分散，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对程度，因而委托代理问题和内部人控制问题尤为突出。所谓委托代理问题指在一个上市公司中，作为委托人的股东和作为代理人的经理层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或目标函数不一致，代理人可能会产生机会主义的道德风险（即代理人借委托人监督不力之际采取不利于委托人的行动）和逆向选择（即代理人利用信息优势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导致公司治理效率损失，从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论文发表所谓“内部人控制”是指，在所有权与经营权（控制权）相分离的前提下，由于股东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而导致经营者控制公司的现象。因此，如何避免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最大限度地克服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成为上市公司治理的永恒难题。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主体不清晰，股东代表虚化，委托代理链条较长，股权结构不合理，导致公司治理困境尤为突出。其中，股权结构不合理问题影响更甚。股权结构的不合理突出表现为：控股股东或大股东身份特殊，往往是国有股东或家族企业股东；流通股比重小，仍有相当部分国有股份或家族股份不能上市流通；非流通股过于集中，国有股份或家族股份“一股独大”；流通股分散，机构投资者比重小。

　　二、上市公司治理困境的主要表现

　　（一）成熟的股东意识和受托责任缺失

　　公司是股东的，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但中国上市公司普遍缺乏成熟的股东意识，部分国有上市公司长期不向股东分红或较少分红。股东委托经理层经营管理公司，经理层承担受托责任，必须严格按股东意愿行事。所谓受托责任指的是，代理人（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最佳利益行事的责任。由于缺乏良好的受托责任机制所需要的支持性制度环境和职业经理人市场，目前中国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经理人员的受托责任机制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牺牲委托人利益的道德风险。如董事会成员滥用董事投票权，在其位不谋其政。

　　（二）大股东行为制衡机制缺失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一些合规意识强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合规经营。但是，也有部分合规意识差的控股股东，漠视公司治理准则，滥用其控股地位，绕过“三会”直接插手上市公司事务；甚至违背诚信和忠实义务，通过不公允的关联交易、违规担保、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式直接或间接侵吞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内部人控制使监督约束机制虚化

　　上市公司股权分散化趋势明显，“弱股东，强管理层”普遍存在，内部人控制现象日益突出。内部人（如经理层）直接参与公司的战略决策以及从事具体经营决策而掌握了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当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时，内部人控制往往与政企不分现象伴随在一起，当控股股东为私人或民营企业时，内部人控制往往与家族企业现象结合在一起。内部人控制导致公司决策和运作偏离公司最佳利益的行为，内部人能够轻易地控制和操纵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使它们变成缺乏效力、徒具形式的“橡皮图章”，如：过度在职消费，信息披露不及时，短期行为，过度投资和耗用资产，工资、奖金等增长过快，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的巨额薪酬等。

　　（四）“三会”运作流于形式

　　由于大股东控制和内部人控制的存在，上市公司“三会”运作也因此而流于形式。上市公司往往难以形成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相互制衡、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相互制衡、监事会和董事会相互制衡的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