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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一阶段的考察，马克思在其经济学手稿写作过程中，已经从侧面详细说明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其计划撰写的经济学巨著必然是带有广义政治经济学属性的，而且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仅仅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能够解决现实问题，从而谈及了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过渡形式以及人的自由发展问题。

 

　　三、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及恩格斯的书评

 

　　1867年，《资本论》第1卷在马克思的反复修改下出版，在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也就是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专门针对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来探讨经济规律的，但书中也包含着诸多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比如在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这句话对后来恩格斯探讨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走上社会主义以及列宁探讨的过渡问题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提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所谓经济的社会形态是指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生产关系的发展看做是自然史的过程，这是一种唯物史观的理论观点，也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马克思在谈及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说：“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充分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永恒的，从唯物史观角度来看，它也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必定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形式所替代。“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我们理解，重建个人所有制实际上就是探讨向未来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分配条件和形式问题，这和恩格斯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是有相同之处的。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恩格斯写了九篇书评和一篇提纲。这九篇书评是恩格斯与马克思商讨之后，为了不再重蹈《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以后所遭遇的沉默境地而写的，为的是要引起“轰动”。实际上，《资本论》一出版，资产阶级企图以沉默来置之于死地的想法已经失效了。从恩格斯撰写的九篇书评和提纲来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在这本狭义政治经济学巨著的短评中也有所论述。1867年10月12日恩格斯为“未来报”作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写道：“贯串于全书的历史的见解，使作者不把经济规律看做永恒的真理，而仅仅看做某种暂时的社会状态的存在条件的表述。”弘亦即说明，马克思认为某一阶段的经济规律只是该阶段社会状态的反映，不同的社会状态就有不同的经济规律。显然，这里的社会状态指的是社会关系，而经济规律则是生产力发展条件的抽象表述，因此，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之一。同样，恩格斯在给“杜塞尔多夫日报”作的书评上也论及此观点，恩格斯说：“作者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把政治经济学的原理看做永远有效的真理，而是看做一定历史发展的结果”、“在这本著作出版以后，已不可能把奴隶劳动、农奴劳动和自由的雇佣劳动在经济上等量齐观了；不可能把对于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现代大工业有效的规律，直截了当地搬到古代的关系或中世纪的行会上去，或者当这些现代的规律不适合于先前的关系时，简单地宣布后者为异端。”。因此，经济规律只是特定社会状态存在条件的外在表现，这个结论实际上正是广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探讨的，也是广义政治经济学应该详细加以剖析的，这需要联系不同社会状态的具体特征。1867年恩格斯为“观察家报”所作的书评则提出了过渡问题的思考。短评写道：“各个不同的相互接续的工业生产形式，——在这里是协作、分工以及狭义的工场手工业，以至机器、大工业和与它相适应的社会联系和关系，——如何自然而然地一个接着一个发展出来”、“至于作者的倾向，那我们在其中也可以分别出双重的趋向。因为他极力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以他力图在社会关系方面作为规律确立的，只是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这种逐渐的变化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在社会关系方面也在发生着，从古代起，经过中世纪到我们现在为止。”在恩格斯为“民主周报”作的书评中，他回答了共产主义出现的时间阶段，他说：“正像马克思尖锐地、着重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态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同样的、合乎人所应有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以前一切社会形态都太薄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显然，在这里，恩格斯论述的过渡是“逐渐变革”的，是“自然而然地一个接着一个发展出来”，即社会形态的过渡不能实现“跨越式”过渡，未来共产主义也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出现并发展起来，这与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俄国公社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是相悖的，但是并不能说恩格斯在1867年这篇书评中关于过渡问题的探讨就是错的，因为在1867年第二次工业革命还没有到达顶峰，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关系不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到了19世纪末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工人运动浪潮不断兴起，因此，才有马克思恩格斯的断言：“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也即表明“跨越式”发展是可能的。很显然，这是广义政治经济学所要探讨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