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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中国制度质量的提升会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制度距离，因而增加贸易出口，但同时也会导致进口增加，本文将制度质量分为三个方面：治理效率、法治水平、经济自由度。并分别将其细分为不同的子因素，运用2000-2012年中国与2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制度质量差异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得出制度质量的提升以及与他国制度距离的缩小对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有正向的影响，其中治理效率对于中国文化产品发展的影响比法治水平和经济自由度大。

　　关键词：制度文化产品出口竞争力

　　引言

　　从2012年至今，中国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明确表示文化产业要实现跨越式发展，逐步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而现实是中国文化产业出口额与美、韩等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出口竞争力仍不高，迅速提升中国文化产业出口竞争力迫在眉睫。西方国家长期以制度为由，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制度差异如何衡量，这对中国文化的出口竞争力影响几何？

　　对制度和国际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热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Acemoglu，Johnson，Robinson（2005）对通过1500年到1800年间通过大西洋进行海上贸易的国家研究，发现较早摆脱专制主义的国家其贸易额比别的国家要多很多，出口增长速度也更快，城市化水平也更高。Borrmann等（2006）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制度质量和出口以及经济增长正相关，低制度质量的国家从贸易中的获益的机会更少，Costinot（2005）指出制度质量或者制度环境比较好的国家，会生产并出口迂回程度（刘志彪，2009）较长的产品，而制度质量相对较差的国家更倾向于出口迂回程度较短的产品。Antras，Helpman（2007）认为较为完善的制度会促使一国生产制度依赖型产品，并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提高生产率，使得这些产品具有比较优势。那恩（2007）指出，合约实施环境因素对一国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影响的重要性要大于物质资本和技术劳动力要素禀赋对该国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影响效应。

　　对文化产业出口的研究早已有之，Gabriel等（2009）发现两国之间文化的相似性对文化贸易具有显著影响，陈宇、张宝明、李佳璐（2012）认为文化差异与目标市场选择负相关，与目标国GDP正相关。然而国内外制度质量对文化产业出口竞争力的研究甚少。曹麦、苗莉青（2013）研究了中国的制度因素对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但其制度因素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具体因素，指标选取过少，且其研究对象是中国文化出口的绝对量，无法对我们理解制度对文化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提供一个直观的参考。已有文献对制度和出口的研究多从贸易交易成本角度，本文除了考虑成本因素之外，侧重点放在产品竞争力上，表现为产业规模和产品质量，为分析制度质量对文化产品竞争力的影响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

　　理论分析

　　基于新贸易理论视角，贸易后总的新产品种类比贸易前多。垄断竞争企业通过国际贸易扩大市场增加消费人口来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和价格，而贸易前的规模差异带来的产品多样性也是文化产品贸易的原因和国际竞争力所在，文化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依赖于中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壮大。而发展文化产业离不开良好的制度环境。本文提出以下推测：

　　（一）治理效率的提高会增强文化产品出口竞争力

　　一方面治理效率的提高会提升国家的国际形象，增加其国际认可度，为中国文化产品顺利打入国际市场提供一个国际软环境。同时也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政府效率的提升会减少企业的成本;清廉度的提升，行政审批的减少，会直接降低寻租成本，从而减轻企业负担。

　　（二）产权保护程度提升会促进文化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文化产业是巨大的产业群，建立在大规模复制技术之上，履行最广泛的传播功能，经商业动机和经济链条的中介，将原创变成资源开发，将保存变成展示，并将整个过程奠定在现代知识产权之上，科斯曾指出，如果市场交易费用很低，只有产权明晰，是可以提高市场效率。所以知识产权以及私人财产权的保护程度将反映一个国家文化产品创新的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三）经济发展水平对于文化产品出口竞争力具有推动作用

　　文化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只有在人们的收入水平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强度足以支撑整个产业的发展时，文化产业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兴起和发展，而根据克鲁格曼的理论：当两个国家进行不同质产品贸易时，每个国家都会成为国内市场需求比较大的产品的净出口国。

　　（四）经济自由度的提升会增强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文化产业的竞争越来越体现在其技术之上，而通常来说高新技术的创新和运用需要大量资金。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基本始于二战后，并相继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而中国起步较晚，加入WTO之后，面对这些国家的资金技术优势，中国唯有开放投资各种投资渠道，尤其是FDI，利用其技术和管理外溢性尽快弥补本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不足;文化产业中很多是具有高风险的产业，例如电视、影视的制作。这就需要金融市场的运作，化解风险。

　　计量模型和变量解释

　　本文以2000-2012年中国与24个贸易伙伴文化产品贸易的面板数据建立模型，研究制度环境、制度差异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基于传统引力模型，考虑核心文化产品的载体较小运输方便，运输成本较低且附加值高，距离对于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微乎其微，故可以将其忽略，同时加入制度因素可得到以下模型：

　　CE=β0+β1lnGDP+β2lnCGDP+∑β3inst_d+ε

　　本文将制度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治理效率，包括政府效率，腐败治理民众声音和政府责任;二是法律水平，包括法治管理、私有财产保护;三是经济自由，包含贸易自由，投资便利，金融自由。GDP表示他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取对数为lnGDP，CGDP表示本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取对数为lnCGDP，分别代表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inst_d表示他国与本国的制度距离（instj-insti）。借鉴Kaufmann（2005）和潘镇（2006）的研究成果，本文综合选取全球治理指标和经济自由度指标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变量，治理效率选取以下指标来衡量：政府有效性、政治和社会安定、政府清廉自由度、民众声音的力量和问责，法治水平选取以下指标度量：法律规则、产权保护自由度，经济自由度选取以下变量来表示：贸易自由度、投资自由度、金融自由度，CE表示出口竞争力，用本国对他国的文化产品出口额与两国文化产品贸易流量总额的比率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