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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史学名著的出色成就与史家编纂思想的独创性和合理性密切相关，以往对此却重视不够。今天应当加强对编纂思想的探讨，深入地阐释史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史家所要强调和凸显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史家如何根据其确定的编纂思想来进行史著的记述议论和组织安排等。《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其编纂思想的创始价值在于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极其珍贵地记载了中国古代文明前后相承的发展，在历史观上明确总结出“以史为鉴”的思想，在编纂方法上开启了后世“记言家”之先河，同时又有纪事本末体的创意。司马迁的《史记》成为传统史学楷模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成功地贯彻了“成一家之言”的编纂思想，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体裁的相配合，构建了规模宏伟的社会“全史”，重视记载“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勇于提出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治史者只有抓住编纂思想这一关键环节，便能成效显著地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并大大增强其思想价值。

　　［关键词］编纂思想;《尚书》的创始意义;《史记》的楷模作用

　　一、从编纂思想层面深入揭示

　　史学名著成功的真谛历史编纂的成就是中华优秀文化遗产中极其多姿多彩的部分，历代优秀史家所创造的不同体裁和形式的著述，代表了他们考察历史和社会的不同视角，并各具其时代的特点。从《尚书》、《史记》开始，各个时代史学名著的出色成就即与史家编纂思想的独创性和合理性密不可分，以往对此却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主要原因是存在着两种偏颇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传统史学只留给我们一堆史料，认为古代史书编纂形式都是“封建性”的东西。这显然是抹杀中国古代史学遗产宝贵思想价值的错误态度，脱离历史发展条件及环境而苛求于古人，是一种完全抛弃了辩证分析的观点。生活于古代社会的史学家，其思想观点自然要烙上时代的印记，既含有精华，又存有糟粕。今天的新文化是历代学人不断继承前人的思想精华而逐步创造出来的，今天的新史学也是历代史家不断吸收前人的优秀成果而逐步创造、演变而来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唯一正确的态度。中国古代史学著作往往是精华与糟粕并存，这更加需要我们自觉地贯彻辩证分析的原则，细心地做区分和剥离的工作，继承和吸收对今天有用的东西，让古人的智慧在当代发扬光大。

　　第二种偏颇看法是轻视史学史学科的思想价值，认为历史编纂只限于讲体裁、体例，只属于技术层面问题，卑之无甚高论。实际上，每一种新的史书体裁的创立，历史编纂的每一项改进，都是由历史思想取得新创获而实现的。在史学名著中，史家的每一项成功的处理，都是因他对客观历史进程有了新发现，而后才在史书结构或叙述范式上采取了新的表述方法，这是编纂思想更加进步、合理严密而带来的成果，是历史学家在哲理上获得新灵感的体现。在历史编纂领域内，探讨历史学家编纂思想的成就是关键的环节，研究其在体裁运用、体例处理上的具体做法，也必须结合其思想上和观点上的创获才能作出恰当的理解及合理的解释。

　　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我们应当把从编纂思想这一视角深入揭示史学名著成功的真谛，作为推进历史编纂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所谓“编纂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内涵:一是史家著史的立意，最著名者，如司马迁之“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司马光之“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二是史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并在史著中努力加以凸显的，如司马迁理解中国历史是不断走向统一的进程，中原民族与周边民族融合一体，撰写历史应当勇于对当代社会问题表达自己的见解。三是史家为了达到再现客观历史的复杂进程，精心地、创造性地运用体裁和形式进行体例上的处理。四是史家的编纂主旨与社会环境、时代条件息息相关。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曾言，历史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均须通过史家编纂思想的确定和运用而得以实现。为此，本文尝试围绕“从历史编纂思想层面深入揭示史学名著成功的真谛”这一论题略申己说，期望引起同行的注意并展开讨论。

　　二、《尚书》的创始意义

　　《尚书》一向被称为上古政治文献的汇集，而从编纂思想考察，在这部古代史学源头之作中，实际上已经蕴涵了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诸多特质，并预示着未来的演进方向。

　　《尚书》、《春秋》是儒家“六艺”中的两部，自实行独尊儒术以后，一直被奉为儒家经典，但实际上，它们却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源头。《史通》卷首《六家》篇，将“《尚书》家”和“《春秋》家”列为六种类型史书之首，讲出了中国古代史学之源，这正是刘知幾的卓识。相传《尚书》系经过孔子的删定，司马迁谓:“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记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卷47，《孔子世家》)刘知幾则云:“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六家》)所谓“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是说《尚书》的各篇来源于史官所记或者追记。这些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其文字虽然古朴质简，有许多甚至佶屈聱牙，但从其记载的规模、历史意识以至记述方法各方面所反映的则是古代史官的历史编纂思想，而且恰恰因为是以“原典”的形式体现出中国史学的若干根本性特质，因而影响极为深远。概括而言，约有数端。

　　(一)具有极强烈的历史意识，重视中国古代文明前后几千年相承的发展。

　　《尚书》是以汇集古代政治文献形式出现的中国最早的历史著作，其内容和编排方法已经突出体现了尽可能地保存自上古以来华夏历史发展的强烈意识，因而成为无比宝贵的中华民族历史的源头。《礼记·经解》言:“疏通知远，《书》教也。”极其准确地道出《尚书》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记载长期连续性的传统这一重要的历史编纂思想，“疏通”言认识历史的发展变迁，“知远”言追溯远古，记载文明的承续。《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所记载的历史绵远漫长。“虞书”两篇反映了传说时代尧舜时期的事迹，表明尧、舜活动的中心地相当于今山西西南地区。其成书时代，经学者研究，可能在战国时期，或者是在西周至秦汉间漫长时期逐步成书的，但也是后人根据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素材追记的，因而保留着古代的“史影”，仍然具有可与考古发现相互参证的史料价值。《尧典》开头言“曰若稽古”，即表明是后人追记之作。这一篇记载尧的品德、政绩以及当时的一些制度和社会状况。《皋陶谟》记载舜与大臣禹、伯夷、皋陶商讨部落联盟大事，当是后世史官追述当时谋划和讨论的对话写成的。“夏书”两篇，其中《禹贡》记载大禹治理九州的功绩，它是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详细记载了山川的名称、方位，物产分布、土壤性质等。《禹贡》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首列夏文化中心区，而东至大海，西至今甘、陕，南至湘、鄂，北至辽东半岛，包括了当时人们所知晓的全中国范围。《禹贡》最晚应成书于战国晚期，因而保留了夏代的宝贵史料。“商书”五篇中，《汤誓》记载了商朝的建立;《盘庚》、《高宗肜日》两篇记载商朝中兴，《西伯戡黎》、《微子》记载商朝衰亡。《盘庚》篇最受史学界重视，记载商王盘庚在迁殷时三次谈话，完整记叙事情的过程，反映出迁都过程中的矛盾，是研究殷商史的宝贵史料。“周书”十九篇，在《尚书》中所占篇幅最多，所记载的时代上自西周初年，下至秦穆公，反映了许多重大事件。《牧誓》，载周武王伐纣。《大诰》，记平定武庚及三监(管叔、蔡叔、霍叔)之乱。《君奭》、《康诰》，记周公执政。《金縢》、《洛诰》，记周公还政于周成王。《顾命》，记周成王之死和周康王受命。

　　因此，《尚书》如著名古史专家金景芳所言，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尚书》各篇根据古代史官所掌握的史料，记载了自尧、舜至秦穆公历朝历代的漫长历史，这在历史编纂上是意义重大和影响深远的，中国古代史学保持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性，反映了民族文化认同不断发展，华夏民族统一的规模不断扩大，这一优良传统是由《尚书》创始的。从记载内容之广阔和丰富而言，《尚书》“涉及政治、宗教、哲学、思想、历法、典章、法律、语言文字、文学、地理、军事学等历史文化各个方面的珍贵文献资料，历来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首选典籍之一，特别是近百年来考古学的发展，甲骨文、青铜铭文、帛文、书简及其他考古材料的问世，从多方面印证了《今文尚书》的价值”，因而堪称“我国古代国家文明发展历史的见证”(P29)。

　　(二)《尚书》在历史观上明确总结出“以史为鉴”的思想，以生动的史实反映了自殷商至西周初年，由“迷信天命”到“以史为鉴”、以民心为鉴、得民心才能“得天命”的巨大认识变化，因而成为中华文化和史学“忧患意识”、“敬命保民”、谴责暴政、诛伐独夫民贼、重视民心向背等重要思想观念的根源。

　　《尚书》不仅记载了上述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而且通过一些重要篇章，反映了周初在历史意识上的重大进展，即在“天命观念”这一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重大改变。在殷代，统治者极端迷信上帝、天命，还把自己的意志通过一次次的占卜解释为上帝的意志，殷纣王实行暴政，酗酒淫乱，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还迷信“我生不有命在天”?殷朝的灭亡给人们以深刻的教训，证明“天命”不可依靠，要靠政治措施得当，人心才能归附，“小邦周”才能打败“大邑商”。因此，以周公为代表，极其重视殷商由强盛到灭亡的教训，总结出“敬天保民”的思想。这是中国古代历史观和政治观的重大进步。《周书》各篇中一再讲以殷朝灭亡为鉴戒，反映出周朝建立政权后，以周公为代表的政治人物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殷、周的力量对比本来是悬殊的，直至殷亡以后，在西周早期，周仍称殷为“大国殷”、“天邑商”、“大邦殷”，而自称“小国”、“小邦国”。但结果却是殷的灭亡崩溃，周的代之兴起。“这种巨大而鲜明的变化甚至使作为胜利者的周人也感到震惊，因而激发了他们对历史进行反省的自觉。殷曾经强大过，可是现在崩溃了。在此之前，夏曾有过类似的过程。这时周又走到夏和殷早期的位置上，周人对此怎能无所反省呢?他们越是感到夏、殷两代历史变化的无情，也就越想用以史为鉴，以便认识自己所处的境地。”(P257)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政治家思考夏、商由盛而衰，直至灭亡的深刻教训，警惕周朝重蹈覆辙，明确总结出“殷鉴”思想。这对中国史学几千年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酒诰》曰:“王(按:指当时摄居王位的周公旦)曰:‘封(即卫侯康叔)，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当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此篇是周公命康叔在殷商故地卫国宣布戒酒的诰词。《史记·卫康叔世家》曰:“周公旦惧康叔齿少……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故谓之《酒诰》以命之。”诰词中，强调要总结由商初兴盛到商末酗酒亡国的历史教训，作为颁布严厉的禁酒令的依据。其中最关键的观点是周公阐释古训，人不仅要以水作镜子，更应当以民众的处境和情绪作为镜子来对照自己的政策和作为，看其正确与否，也即国家的治理要重视民心的向背。

　　在《召诰》篇中，同样有极精辟的概括。此篇作于周公摄政七年还政周成王之后，营建洛邑之时。史官记录了当时营建洛邑的情况和召公的诰词。其中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其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郑重地告诫应当以夏代和殷代的兴亡为鉴戒，深刻地思考这两国为什么会丧失“天命”，总结它们的教训。此篇的总结，说明不仅周公，还有召公这样的周初政治家，都共同从殷商灭亡、周朝兴起的历史大变局中，实现了历史观念、天命观念的深刻变革和巨大进步，原先夏、商迷信“天命”的观念，现已被“敬德保民”思想所取代，面对朝代的兴亡、鼎革，总结出“只有实行德政才能巩固周朝统治”这一深刻的教训。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十分强调这一变化，他指出:“此篇乃召公之言，而史佚书之以诰天下，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胥在于此。”(P476—477)《康诰》篇同样总结出一条重要的历史法则:“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按:棐，非。忱，诚。)言上天降罚不是固定不变的，民众的情绪就是重要的反映。《大诰》篇又言:“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此乃强调周初有一批贤臣引导周王懂得上帝降赐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道理。

　　由上述《尚书》中精警的语言可知，周初政治家认识到殷商自成汤至帝乙是兴盛时期，由帝乙开始走向衰落。衰亡的深刻教训是不敬天命、不勤政事、不任用贤人、耽于逸乐，使民众陷于困苦境地。这样，上天就不再保佑商，天命转向了实行德政的周文王、周武王。

　　并提出殷代夏命顺应了天意和民心，民众生活是否困苦，民心是反对还是拥护，就是天命的反映，肯定了取代暴虐的统治者是合理的。这些都成为中国传统史学许多进步观点的源头，说明中国从《尚书》这部最早的史书起，便能从总结历史经验中得出深刻的智慧和思想。

　　(三)在编纂方法上，《尚书》创立了以“记言”为主的史书形式，开启了后世“记言家”之先河。同时，《尚书》的一些篇章中已有了纪事本末体的创意，它意味着历史编纂方法还有“以事件为主要视角”的巨大发展空间，到了传统史学发展的后期，遂发展成为历史编纂学第三种主要体裁，并且极受重视，在近代显示出活跃的生命力。

　　《尚书》主要记载商、周时期君王对臣下或民众的号令、训诫，或统治阶层人物的谈话。刘知幾对其编纂体例特点作出了很恰当的概括:“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六家》)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之《尧典》篇中，曾依据《尚书》篇目，分为典、谟、贡、歌、誓、诰、训、命、征、范十种文体，面面俱到，而未能显示出特点。相比之下，还是刘知幾归纳的六种，较有概括性。典，记载被后世所尊奉为君王的言论和事迹，如《尧典》、《舜典》之类，主要记载尧、舜言论及治水、禅让等大事。谟，记载君臣之间的谈话，以策划、谋议大事为主要内容。如《皋陶谟》，记载大臣皋陶和夏禹在虞舜前对答，皋陶陈述施政计谋之书。训，臣下对君王的劝教之词，总结历史教训，劝导当今君王以史为鉴，改善统治。如《伊训》、《高宗肜日》。诰，君王对臣下的诰谕，如商书的《盘庚》，周书的《康诰》、《酒诰》、《召诰》、《洛诰》等。这些商、周最高统治者对臣民训告之词，为《尚书》的主要内容，当时的史官记载下来并作为历史档案郑重保留，史料价值很高。誓，君王诸侯在征战、交战前夕率队誓师之词，如《甘誓》、《汤誓》、《泰誓》、《牧誓》等。命，君王任命官员或赏赐诸侯时的册命之词，如《毕命》、《冏命》、《文侯之命》、《君陈》、《君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