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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证明，《尚书》虽是文献汇集，但具有一定的体例。虽未达到严密程度，但重视编纂体例却由《尚书》发端。其重视记言的特点在后代重要史著中明显地得到继承。如《左传》、《国语》均多载贤士大夫的谠言高论，具有很高的历史认识价值和思想价值，《国语》尤为着重记载言论之作。以后的《史记》、《汉书》等史著，都极重视采录贾谊、晁错、董仲舒、徐乐、赵充国、谷永等人物论述历史、指陈利弊得失的言论，成为《史记》、《汉书》历史编纂学的一大特色。鲁迅即称赞其中所采录贾、晁之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P404)。这些都反映了《尚书》创立“记言”的编纂方法对后代的影响。时至今日，编纂历史著作如何恰当地记载一代之大议论，以深刻地反映客观历史进程、时代特点，彰显前人的智慧，仍然是一个必须重视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尚书》主要是记言，但也有记事的成分。在编纂方法上，它具有纪事本末的创意，其“因事命篇”的特点，对后代历史编纂学有深远的影响。《尚书》中，《牧誓》、《金縢》、《洛诰》、《顾命》等，都以一事各自独立为篇。《金縢》、《顾命》更为典型，两篇均以记事为主，叙述完整，已具有记载历史事件的技巧。金縢即金匮，用金属制成的藏书匮。《金縢》篇中记载，周武王病重，周公向三王(太王、王季、文王)祈祷，愿以身代。史官将记载周公祝词的策书藏在金匮中;其后，管叔、蔡叔制造流言，说周公要自行称王，周公避居东都洛阳，二年中平定管、蔡之乱，周成王开匮得其祝文，乃知周公的忠诚，感动而泣，遂迎周公归成周。这一篇完整地记载了事件的全过程。《顾命》篇从周成王病重写起，接着是周成王临终遗命，命召公等大臣辅佐年幼的周康王。

　　以后是周成王卒，大臣举行奉周康王登位的隆重肃穆仪式。《顾命》篇善于利用事件顺序和空间的方位，把经过和重要的细节写得很有条理。事件是记载历史的要素之一，《尚书》的这些篇已显示出记事的方法。

　　中国史学演变到南宋，官修的纪传体史书陷于过分拘守成例的境地，缺乏创造活力，这时出现了新的纪事本末体裁。章学诚极为重视这一新体裁，经他总结，认为纪事本末体的创造力和真精神，在《尚书》中已具备了，故给《尚书》的创意以很高的评价。《文史通义·书教下》精辟指出:“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又言:“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章氏针对纪传体陈陈相因、体例刻板停滞的弊病，主张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加以改革，这是他立论的主要依据。其主张直接为梁启超、章炳麟所继承，并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发展的趋向。而究其源头，则应追溯到《尚书》中纪事本末之创意对他的启发。

　　三、《史记》楷模作用一:构建宏伟的著史体系与先秦时期仍处于比较朴略、粗糙阶段的史著相比较，西汉司马迁撰成的《史记》所达到的完美、成熟程度，简直是史学史上的奇迹。然而，奇迹的出现却有极其现实而深刻的内在条件，即在汉武帝时代，中国历史上实现了空前的统一，民族间的融合加速进行，国家的经济文化显著发展，这样的时代特点赋予了司马迁伟大的创造力和出色的历史编纂思想。司马迁讲的三句话:“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卷62，《司马迁传》)，是这位伟大史学家所预定的著史目标，也是他所确定的编纂思想。“通古今之变”，是要以贯通的眼光探究漫长历史进程中的变化发展，阐述“古”与“今”的关系。“究天人之际”，是对当时人们极其关切的“天意”与“人事”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进行认真的考察。“成一家之言”，则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他要撰写出内容丰富、体系完备的历史著作;二是要对历史和现实社会问题勇于讲出自己的见解，提出独立的思想体系。本文仅就“成一家之言”作具体的阐释，因为此项最为突出地表达出司马迁著史的宏大气魄及其构建体系的成功。

　　司马迁是否自觉地要把《史记》构建成为一部规模宏大的史著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集中的论述: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卷130，《太史公自序》)。

　　撰成一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的鸿篇巨制，这一心愿发自司马谈。而继任史官之职的司马迁，将其先父的宏大志向付诸实现并且大大发展了。显示司马迁雄伟创造力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体裁，它们在记载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担负何种任务，司马迁给予了明确的定位。“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是明显交代“本纪”在全书中起到主干的作用，以年代为序，记述起自华夏文明始祖黄帝、下至当世的历史演进，探究其兴亡之由、盛衰变化;“既科条之矣”，即明言作为全书之大纲领，它兼有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特点。十篇“年表”，则是将错综复杂的史事，以简明的表谱形式加以整理记载，既有助于从纵向显示历史进程的时间关系，又有利于从横向显示同一时间不同史事之关联;将“十表”紧置于“十二本纪”之后，则寄托了以“表”作为辅助，显示历史演进主线的深刻用意，我们阅读了司马迁精心地为各篇表所写的序，对此便能体会出来。“八书”的创立，是要记载礼、乐、律、历、天文、封禅、河渠、平准各项重要制度和社会情状。“世家”是记载公侯、辅佐帝王的股肱大臣和其他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他们的活动和功业，对于国家状况和社会进程自然关系甚大;同时，又通过在史书结构上公侯勋贵如“二十八宿拱北辰”般环绕天子，惟妙惟肖地显示出封建政治等级关系的特征。“列传”则记载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他们或有高尚的气节，或有卓越的才能，或在性格上、技能上有特异之处，“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历史上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叱咤风云的场面，就是由帝王、大臣和这些特殊人物共同创造出来的。

　　《史记》的构史体系，既是对先秦史书形式的吸收、继承，又是在卓越的历史编纂思想指导下实现的伟大创造。先秦史书中，如《尚书》的《金縢》、《顾命》已有纪事本末体的创意;《诗经》的《生民》、《公刘》是歌颂英雄传说的史诗，有传记体的意味;《左传》以编年形式记载历史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世本》则记载王、侯、卿大夫的世系;战国时期的谱牒，成为“表”的来源;《尚书》的《禹贡》、《洪范》及其他有关礼制的记载，又是创设书志体的依据。以往体裁形式的成果都是半成品和原材料，经过司马迁卓越的编纂思想为指导，将之熔于一炉和创造性提高，成为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相互配合、规模宏伟的崭新体裁，取众家之长，而自成一家。司马迁运用其精心的设计，在再现客观历史进程上获得极大的成功。《史记》中，既有清晰的历史演进脉络，又有复杂丰富的内容;既有各种典章制度、社会情状的记述，又有栩栩如生、首尾完整的人物活动;五种体裁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和完善的结构，让读者对中华民族自远古以来的历史了然于胸，又能体味无穷。

　　司马迁在构史体系上的集大成的贡献，被历代“正史”编纂视为著史的“极则”。且看诸多名家的精采评论。刘知幾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卷1，《二体》)“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卷3，《书志》)郑樵言:“百代以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总序》)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卷1，“各史例目异同”条)章学诚称，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又称其所创体例“体圆而用神”(卷1，《书教下》)。梁启超更以近代眼光，高度评价说:

　　“(《史记》在体裁上)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之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P16)“纪传体的体裁，集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记大事，列传以传人物，伸缩自如，实在可供人们研究。”(P157)司马迁在编纂思想上的高明立意和非凡智慧，确是他在此后二千多年传统中国史学发展中被视为著史楷模的奥秘所在。

　　四、《史记》楷模作用二:突出记载历史人物的活动

　　高度重视记载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史记》在构史体系上“成一家之言”的又一突出表现。司马迁创立的体裁通常被称作“纪传体”，这恰恰反映了人们对《史记》尤重历史人物活动的记载这一本质特征的概括。白寿彝对此评论说:“这虽不够全面，但《史记》是以历史人物的传记占最大的比重，而纪和传这两种形式的并用也是对后来史书的编写最有影响的体裁。”(P874)以往，刘知幾所言“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是说按传统学者的认识，纪与传的关系有如经学上经与传的关系。而我们今天则可以有新的理解:“纪”写出历史进程的大纲，好比史书的骨架;“传”则表现复杂、细致的人物活动，构成史书饱满的血肉。两者结合，可以充分显示客观历史进程的丰富性和生动性。这应是纪传体在历史编纂上真价值之所在。

　　先秦史书的主要形式是编年体，代表作为《春秋》、《左传》，以时间为线索记载史事发生的先后。至司马迁则焕发出新的智慧，创立了新的成熟体裁，记载了众多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人物。从原先以时间先后为主要视角，到以人物的活动为主要视角，这是历史编纂思想的一次升华，是战国、秦汉时期人的作用在历史变局中骤然凸显这一深刻变化在历史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换言之，司马迁的智慧是在时代推动下形成的。赵翼对于战国、秦汉时期人的活动的展现有过精致的论述，他指出，汉初诸臣出身高门者只有张良(韩相之子)，而像萧何、曹参、周苛等则仅为吏掾、卒史之类下级官吏。

　　“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车免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此前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这种由古代世侯世卿到布衣而登将相局面的巨大变化乃始于战国。其时，“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至秦末天下大乱，“于是高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多自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卷2，“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出身下层的贤能卓异之士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迥异于前代的历史新局面，必然要反映到史学家的头脑之中，为了再现这种历史的新特点，要求历史编纂思想的提升和编纂方法的创新。以往的编年体，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能够清楚地叙述史事发生的先后。但它有两大缺陷无法解决:一是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前后的活动往往历经多年，势必造成一事隔越数卷，前后难稽，而致前因后果不明，历史演进的主线模糊;二是无法将同类事件或人物活动恰当组织，使之在史书中有次序地展开。如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秦的崛起、秦末的群雄角逐、楚汉战争、汉初治国政策的施行、汉武帝时的推进国家统一、开拓疆土等，难以在史书中作恰当的安排。在司马迁之前，其父司马谈已经特别关注到史书要将记载明主忠臣的活动作为重要撰述任务，《太史公自序》中郑重地记载了父亲临终的遗教:“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创立纪传体，正是对其先父遗愿的圆满实现，也是对历史编纂的重大推进。司马迁记载中华民族开化史上杰出人物活动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从“本纪”、“世家”、“列传”中所占分量之重即可见其大端。《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孝文本纪》等篇，都兼具史事纲领和人物传记二者相结合的特点。《孔子世家》、《陈涉世家》、《萧相国世家》、《曹丞相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绛侯世家》等，均属运用典型的记载人物的手法。而七十列传更是在史学史上开创了专记人物活动的巨幅历史画卷，意义更为深远。仅司马迁为各篇“列传”精心撰写的“撰述义旨”，汇集在《太史公自序》中，起自“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迄于“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七十》”，即俨然为我们提供了先秦以来各方面历史人物卓越建树和性格特征的全体造型图。

　　司马迁描写历史人物有很高明的手法，刻画生动逼真。《史记》笔下的信陵君、侯嬴、廉颇、蔺相如、荆轲、项羽、刘邦、韩信、樊哙、周亚夫、汲黯、李广等的形象，使人感到栩栩如生，难以忘怀，不仅为传记文学开辟了天地，还使大量的戏剧、电影、电视剧作品以之取材。而从史学的角度看，《史记》更善于透过人物的言语、活动和遭遇，去表现当时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特点，去说明、判断历史问题，揭示历史事件成败和盛衰变化的深层原因(P874—875)。我们可以举出以下不同类型的人物略作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