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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西方名城对历史文化保护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特别是经历了二战后大规模改造的教训,才焕发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珍视之情。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国际上兴起一股历史文化保护的新潮流。为保护历史文化和缓解旧城压力,西方名城普遍采取了避免向旧城聚焦、在旧城之外建新城或新区的规划方法,以便做到保护与发展两不误,同时利用历史文化遗产的优势,使旧城复兴。西方名城历史文化保护的经验,值得北京借鉴。

　　[关键词]城市;保护;历史文化;古建筑

　　1、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认识走过的曲折历程

　　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很长时间里,西方城市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到了19世纪,由于工业革命在西欧的普遍开展,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才引起西欧城市急剧的发展变化。城市出现拥挤不堪、交通堵塞和居住条件恶化等问题,即所谓的“城市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急切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尽快解决“城市病”,而极少考虑如何保护历史文化。

　　许多建筑师和规划师就解决“城市病”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其中奥斯曼的“巴黎改建”在当时被誉为欧洲城市建设的经典,而后人却讽刺他为“拆房大师”。19世纪中叶,以近代建筑大师柯布西埃为代表的国际现代建筑学派应运而生。

　　该学派试图以金钱和技术的力量以及规划师的技巧,通过对城市的大拆、大改、大建,解决“城市病”问题,实现建设宏伟城市的理想。该学派反对当时建筑上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蔑视因袭传统。这在当时虽有一定进步意义,但是,他们对历史文化遗产采取的虚无主义态度,却助长了轻率破坏历史文物的风气,以致造成严重后果。二战后,西方国家面对满目疮痍的城市,都雄心勃勃地制定了重建城市的宏伟规划,似乎在城市建设上大干一场的机会已经来临。国际现代建筑学派的规划思想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于是,从二战后至60年代,西方城市普遍进行了一场以大拆、大改、大建为主要特征的大规模改造运动。政府官员和建筑师们都沉浸在建设宏伟城市的狂热中,极少考虑如何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问题。结果,这场大规模改造使不少城市损失了一批有价值的历史建筑,也破坏了城市独特的历史风貌。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西方城市的大规模改造运动遭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学者的激烈批判与否定,政府官员和建筑师们才从大拆大建的狂热中猛醒,认识到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对一批历史建筑的拆毁有了“切肤之痛”,开始从心底焕发出一种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珍爱之情。在这种背景下,60年代末至70年代,国际上兴起了一股历史文化保护的新潮流,相应的国际文件频频出台。

　　1964年5月,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在意大利威尼斯召开国际会议,通过了《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简称《威尼斯宪章》。宪章认为,文物建筑是历史文化传统的物证,是人类共同的遗产,必须予以保护。它还指出,文物古迹的概念,不仅包括单个的建筑物,还包括与之有联系的历史地段、城市或乡村的环境。

　　1972年,欧洲各国外长会议决定把1975年作为欧洲建筑遗产年。

　　1972年11月,联合国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与天然遗产公约》,并成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到2003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已达754处。

　　1975年9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欧洲理事会部长会议上通过了《欧洲建筑遗产宪章》。该宪章确认了在当代欧洲历史文化保护的深远意义,意味着欧洲各国政府承担起保护历史文化的责任。

　　197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罗毕通过了《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简称《内罗毕建议》。该文件肯定了历史街区的保护价值,要求对历史街区要有相应的保护措施。

　　1976年,欧洲议会在西柏林召开了题为《欧洲大城市及其变化———它的旧城区的未来》的会议。

　　该会议正式否定了大规模改造运动,肯定了19世纪的旧城区旧建筑的历史价值。

　　1978年10月,召开了全美洲“保存艺术遗产讨论会”。这次会议提出要保存民间建筑和半农村的村镇。

　　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简称《华盛顿宪章》。该宪章阐述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的意义、原则、目标和方法,强调保护工作应作为城镇社会发展的政策和各项计划的组成部分。

　　可以看出,这时国际上对历史文化保护有了格外的关切和热情。人们对历史文化保护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即从开始不认识到仅认识到保护可供人们欣赏的建筑艺术品,继而保护各种能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见证物,再进而保护与人们当前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街区以致整个城市(P77)。当然,西方国家为认识到这一步已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作为中国首都的北京城,迟至20世纪90年代,却居然轰轰烈烈地掀起一场以大拆、大建为主要特征的大规模改造运动,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是北京消息闭塞,不了解70年代国际上兴起的这股历史文化保护的潮流呢,还是对这股国际潮流不屑一顾?或许有人认为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太多了,毁掉一些何必大呼小叫!北京的这种作法只能被西方国家视为愚昧无知。

　　2、避免向旧城聚焦,采取保护与发展两不误的规划措施

　　围绕城市中心聚集越来越多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即“向心性”,几乎是一切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

　　因此,城市拥挤不堪和居住环境恶化就成为城市发展的普遍问题。二战后,为了改善城市环境,西方城市一方面错误地使用大规模改造手段大拆大建,以图使城市旧貌换新颜;另一方面也采取了一些疏散城市人口、缓解城市中心压力的战略性规划和措施。实践证明,这些战略性规划和措施为保护旧城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里略举几例。

　　二战后,英国首都伦敦基本执行了英国著名规划师艾伯格隆比于1944年主持制定的“大伦敦规划”。该规划提出了“控制中心区,通过开发城市远郊地区的新城,分散中心城市压力”的模式(P27),规划在伦敦城外圈建立8个新的卫星城,并扩建原有的20多座旧城镇,用于疏散内城的工业企业和过剩人口。从内城向外圈疏散人口的规划是否能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卫星城是否有吸引力。为此,1946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新镇法”。该法规定,新城镇应为它的居民提供商店、学校、娱乐场所和公共交通等一切必要设施,还要提供相当数量的就业机会,保证新镇居民就地生活和就地工作。到70年代,英国的新城运动取得极大成功,一些大城市甚至出现了内城荒废现象。

　　法国首都巴黎采用了保尔·德鲁弗里于1965年主持制定的“巴黎区域指导性规划”,它提出“保护旧城区,建设副中心,发展新城镇,爱护自然村”的方针(P44),以建设副中心来缓解城市中心区的矛盾,改变原来聚焦式向心发展的城市模式。具体作法是,沿旧城区外围圆周切线方向构建两条由东南向西北平行的发展轴,在发展轴上建设5个新城用以疏散旧城人口和经济活动。新城是巴黎本身的一部分,用高速公路和地铁把旧城与新城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位于巴黎西部的拉·德方斯作为巴黎的一个副中心已于70年代建成。这里摩天大楼林立,成为国内外大型企业、财团、跨国公司、托拉斯的集中办公区。世界上100家最大企业中已有15在这里设立了办事处。法国人把拉·德方斯称为“巴黎的曼哈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