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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改革开放后，西方话语体系开始进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冲击-反应论、传统-近代论、中国中心论等先后在中国史学界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西方话语体系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的因素很多，既有对改革开放以前30年教条主义历史观支配史学研究的一种否定，也有为丰富史学研究而予以大力引介西方史学的一种尝试；既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后学术民主的实际需要，也有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偏差；既有纯粹的学术研究需要，也有意识形态的作用。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同西方史学构建了一种激荡共生、交流互动的学术生态和良性关系，其积极和主流的一面是促进了我国近代史学科乃至中国史学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为消极性，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西方话语及其语境误区。这些误区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乃至中国特色的史学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影响很大。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道路，廓清西方话语体系误区，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指导，坚持中国传统史学优良传统，科学吸收当代西方史学积极成果，形成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风格，不仅对于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益，而且对于形成中国史学的当代形态、当代理论与方法、中国风格和标识、史学发展的中国道路都大有裨益。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中国史学；西方史学；西方话语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全方位地展开，西方学者运用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以及交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和解释历史的成果大量引入国内，起初是“老三论”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新三论”即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论等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出现，继之有历史人口学、历史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灾荒史、生态史等，接着结构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计量法、历史比较研究法等流行开来，中国历史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景象。外来的西方话语体系，开阔了我们的研究视野，拓宽了我们的研究思路，丰富了我们的研究内容，深化了我们的学术认识，对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功不可没。然而，凡事有利即有弊，有正就有反。对待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应作如是观。

　　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西方话语体系

　　改革开放后，西方话语体系开始进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冲击—反应论、传统—近代论、中国中心论等先后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冲击—反应论。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提出，得到当时众多学者赞同和支持。该论经典表述体现在费正清和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ReponsetotheWest———ADocumentarySurvey,1839-1923）。在序言中，他们强调：“既然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大一统国家，又有着最悠久的绵延不断的历史，她在过去百年中遭受西方蹂躏就必然产生连续不断、汹涌澎湃的思想革命，对这场革命我们至今看不到尽头。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中国这一古代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社会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深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进程———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把它制服。中国国内的这些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她的庞大的传统结构被砸得粉碎”，经过三代人的更替，旧秩序已经改变模样。

　　费正清在其著作《美国与中国》（TheUnitedStatesandChina）中，持相同观点：“传统中国不是不变的，也不是静态的或停滞的。相反，它曾经持续的变化，而且变化多端，但变化总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约定俗成的范式内进行。这种无所不包的范式在中国地理范围内长久存在，原因在于中国的制度———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经过数世纪发展已经达到了自给自足、平衡和稳定的状态。”简言之，中国已经形成惰性，积重难返，但还没有达到一成不变的地步。不过，这种变化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的，没有西方的冲击，不可能冲出这个范围。

　　冲击—反应论是“费正清时代”的灵魂，其影响盛极一时。费正清的众多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广泛传播，如费正清与赖肖尔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费正清主编的《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等等。这些著作都程度不同地体现了冲击—反应论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在中国学者中也有大量拥趸，在不同场合得到宣传、阐发。客观地说，冲击—反应论是美国一个世代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成果，被传播到中国后，对长期以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条主义历史观产生了强烈冲击，对回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重建中国近代史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在冲击—反应论受到中国学者追捧的同时，其内在缺陷也暴露无疑。一是“冲击”的前提具有不确定性。冲击—反应论的潜在前提是西方，是西方对处于世界东方的中国的冲击，西方只是中国的参照系。问题在于，西方这个参照系是确定无疑的吗？答案是否定的。西方是个宽泛的概念，本身就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存在着诸多分歧。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当我们回过头来观察近代西方本身时，这种虚假的一目了然的现象迅速消失。我们认识到19、20世纪的大师们殚精竭虑地探索近代西方事变的内在含义时，往往众说纷纭，相持不下……当然我们对西方所‘知道’的[比对任何特定的非西方社会所‘知道’的]要多得多，但是对于我们，西方和过去一样，依然是迷惑难解的。”西方的不确定性如何能够作为衡量中国的参照系呢？二是“反应”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冲击—反应论的对象是中国。那么，这里的“反应”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是中国普通的目不识丁的民众吗？是长期居于深山老林不知世事变迁的原住民吗？都不是。“中国回应”中的“中国”是个高度抽象化的概念，中国地域广阔，人数众多，民族、语言等方面差异很大，尽管他们都处于一个文化体系中，但对西方的认识却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所谓“中国回应”，也只是指少数精英人物对西方某些方面的回应。如果简单地把少数人对西方的回应作为整体中国人来看待，显然有失偏颇，有可能导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除了“冲击”的前提和“反应”的对象不确定外，冲击—反应论还存在诸多具体问题，如该论只适用于晚清时期某些问题，而不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该论多涉及政治内容，对社会、文化等方面缺乏足够的论述，等等。也正因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冲击—反应论的经典作家费正清本人也在不断地修正着自己的观点，使其更切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在其遗著《中国新史》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最清楚中国历史，正如美国和欧洲最清楚西方世界的历史，这种事实会促使中国和中国以外世界的视角不一致。”在该书中，他强调，理解中国，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是，避免用欧洲的尺度来判断中国。中国历史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不能把西方历史作为衡量中国历史的标准。中国的发展模式与西方不同。由此可知，冲击—反应论的浮夸之风已逐渐消退，历史定位趋于平实，渐渐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传统—近代论。该论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费正清、赖肖尔等人认为中国在19世纪以前的变化是“在传统范围内的变化”，即“[在每个东亚国家]里，思想与行动的主要传统形式一旦确立，就具有一种惰性，一种按照常规惯例持续下去的倾向。只要未和西方直接接触，它们就只发生过‘传统范围内的变化，而未曾发生过根本变化’”。美国当时几乎所有史学家都采用“传统”与“近代”来划分中国的历史。其中李文森对传统—近代论的阐述最为深刻，尤其体现在《儒教中国及其近代命运》中。在该书中，他表示，中国的过去，从纪元前3世纪建立皇权———官僚国家开始直到19世纪，基本上是一派和谐景象，每件事物，都和其他事物默契吻合，文化上的各种选择，交织成一幅完整的图式，形成特定的社会秩序，各得其所，相得益彰。这个社会秩序如此稳定、和谐、平衡，它不仅无力凭借自身内部因素产生重要变化，而且还能抵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改革。外国的影响可能使其传统文化更加丰富，但在近代之前，这些影响绝不可能导致根本转变。根本转变只能来自西方的强烈冲击。传统—近代论的基本逻辑是：中国只有通过外部力量的强烈冲击才能发生根本改变，只有近代西方才能造成这种冲击，冲击的结局是按照西方形象改变中国。这种理论依据最早来自于德国近代哲学家黑格尔，他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对中国历史所做的“哲学思辨”认为，只有当先进的欧洲介入中国历史发展时，中国历史的“终古如此的固定性”才能被打破，中国历史发展才能被纳入“世界历史”。只不过，黑格尔的哲学观点在80年之后变成了一种大行其道的历史观点罢了。

　　传统—近代论还是当时西方流行的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理论。根据美国学者的看法，现代化理论作为研究社会发展的一整套学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年中开始定型的。“当时冷战爆发，这种理论应运而生。它适应了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家意识形态上的需要，被用以对付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落后’和‘未发达’现象的解释。同时它也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说法来解释‘传统’社会如何演变为‘近代’社会———或者如一套‘传统社会近代化’丛书的编者们所称，‘一些宁静地区如何会变得生气勃勃’。”从这个角度讲，传统—近代论还是带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尽管西方学者对此刻意回避，甚至矢口否认，但是，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否认不了的。

　　传统—近代论是从时间维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变化发展。其前提是：近代化是各国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近代化的实质是西方化；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也就是西方化的过程；西方既是中国近代化的参照系，也是中国学习的榜样。这一理论的缺陷同样是明显的，西方学者中也有人对此不乏清醒认识。比如费正清的学生柯文就对此批评道：“这一取向的错误在于把一种来自外界的———同时也是狭隘的———西方观点，即关于什么是变化，哪种变化才是重要的界说，强加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取向如果不是明显地，也是隐含地侧重于从西方近代史角度就中国历史提出问题———例如，中国能否独立产生近代的科学传统和工业革命呢？如果不能，为什么？———而较少探讨中国历史自身提出的问题。隐藏在这种作法背后的假设是，西方近代史是规范（norm），从此又引起另一假设，即认为中国社会有些稀奇古怪，不太正常，必需加以特殊解释。”换言之，这是基于西方中心观强加在中国历史上的一种解释或者演绎，它具有明显的西方歧视东方（中国）的意味。

　　当然，西方的发展模式未必不能作为中国发展的参考，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中国借以参考或引进的西方概念，还是不是西方概念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或本质含义？如清末引进代议制概念时，大多数引进者强调的是代议制可以富国强兵。那么，代议制在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中是否也同样是指由此富国强兵？关于西方的代议制研究，戴雪的《英宪精义》、汉密尔顿等的《联邦党人文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代表了那个时代英、美、法三国对代议制的研究成就，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及代议制可以富国强兵。考察代议制从西方到中国的传播过程，不难发现，富国强兵的附加值是国人的独创，而不是代议制与生俱来的。西方学者的“代议制”与中国学者所说的“代议制”之不同，这就是文化传播中存在的“变意”或“变异”现象的一个真切写照。二是西方学者所谓的西方概念，中国之前有没有？同样以代议制为例。一般认为这个制度是西方的，起源于英国，逐渐扩展到欧美其他国家。但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一文中指出，这个制度中国早已有之，只是没有被发扬光大，后来逐渐废弃。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如果章太炎的结论成立，那么，如何能说中国的近代化就是西方化？所以，武断地认定近代化就是西方化，显然与事实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