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投稿_医学论文投稿_核心期刊,职称论文投稿发表_论文部落

　　冲击—反应论和传统—近代论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一个从空间维度研究中国近代史，一个从时间维度解读中国近代史，各自在不同方向产生影响。它们都忽略了中国历史是中国人的历史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只有从中国人的角度、用中国人的视角、用中国人的话语研究和解释中国历史，才能做到史论一致，得出符合中国历史发展本来面目的历史结论。上述两个观点实质上是西方中心论的具体体现，是西方优越论的历史表述和话语，当然也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文化歧视东方（中国）的观点。

　　中国中心论。该论是在反思冲击—反应论和传统—近代论等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柯文是该观点的代表人物。美国汉学家柯文于上世纪70年代撰写了一部在汉学界颇有影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论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该书的出版结束了“费正清时代”，向西方汉学界指出了一条研究中国问题的新思路，即从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路，而不是外力、外因来看待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柯文在书中提出，中国中心论的内容包括：1.从中国而不是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是重要的；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学科，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结合起来。

　　中国中心论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根据柯文的说法，越南战争“揭露了美国在政治、道德、文化全面领先的神话，越南解放了美国史家，使他们也许是第一次，放弃了西方的准绳与西方衡量历史重要性的标尺，转向一种更加真正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一种根植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译者林同奇解释中国中心论的兴起根源时表示，20世纪70年代之后，受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等的影响，部分美国学者“对美国与西方文明的精神价值发生根本动摇，对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整个道路与方向产生怀疑，从而对上述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中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提出挑战，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和形态结构”。无论是作者或是译者，他们的说法都是一致的，即西方文明的信仰动摇后，美国学者开始反思、怀疑之前的传统———近代论，进而反向提出中国中心论。

　　从方法论层面来看，研究中国历史，回归中国，是一种较为合理的思维方式。然而柯文的中国中心论并不是如此。从其产生来说，中国中心论是在对冲击—反应论、传统—近代论等被质疑后，逐渐形成的，而不是在仔细研读中国历史材料的基础上，经过缜密思考与研究而产生的。这种方法论，实际上是“史从论出”，理论高于史料；而不是中国传统史学所强调的“论从史出”，即观点立足于史料。这就完全颠倒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困境。

　　从认识论层面来看，中国中心论过于忽略西方因素，过分强调中国中心，大有取消西方侵略的意味。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国内部的矛盾固然是主要动力，但在一定历史阶段，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会不断激化，也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这是不容否认的。中国中心论对中国中心地位的高度强调，实际上忽略了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或者说淡化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色彩，而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中国。这种认识取向，显然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西方学者在“没有意识形态”的大事渲染下所兜售的具有浓厚意识形态的历史观，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当然，西方话语体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影响，并不限于上述三个观点，还包括传统—反传统论、大分流论等等，内容从政治史，到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等，分析方法也多种多样，令人眼花缭乱。不过，从理论体系上，大体上不超出上面几种基本思路，或是对上述理论的精细化阐述，或是对其的部分修正完善。

　　二、西方话语体系深入中国史学的原因

　　西方话语体系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的因素很多，既有对改革开放以前30年教条主义历史观支配史学研究的一种否定，也有为丰富史学研究而予以大力引介西方史学的一种尝试；既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后学术民主的实际需要，也有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偏差；既有纯粹的学术研究需要，也有意识形态的作用。

　　一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也是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国策确立后，国门大开，西方史学研究成果大量涌入。此前，我国对西方学术深闭固拒，西方学者及其学术成果无法进入中国。国际上有影响的史学研究成果，只要同我国主流观点不一致，一般被斥为异端邪说，不予接纳，甚至批判否定。

　　改革开放以后，形势发生了根本改变，西方学术研究成果可以通过比较选择进入我国的学术研究领域，出现在中国同行眼前。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就不会有大量的西方学术成果进入中国。改革开放国策确立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随之启动。任何改革都需要借鉴历史上的成果，也需要借鉴国外的成果，以此不断完善改革过程。我国当代改革也不例外。为了能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我国也需要借鉴西方现代化发展的研究成果，把西方经验转化成中国智慧，使中国改革开放具有世界性。在这种大背景下，对西方的了解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和文化自觉的实践。这种时代要求和内在需要，是西方史学话语体系进入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在世界视野下促进中国史学研究大发展的必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史学研究在当代得到全面勃兴。史学工作者为了促进学术发展，大量引进、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以丰富我国的史学研究内容。史学发展如同整个学术发展一样，需要进行世界性的交流，在世界视野下谋发展、促进步，并运用世界水平和高度来衡量中国史学。然而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盲目引进或跟风的苗头，有的甚至在还没有消化的情况下，就进行积极介绍，可以说，当时西方任何一个有影响的史学流派，在中国都可以找到追随者。这种不经甄别或肤浅甄别的大规模引进，使得西方学术在中国一时炙手可热，广泛传播。

　　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史学研究的指导。有的学者惊呼，在西方史学话语进入中国史学界的同时，其强劲之势以及很多年轻学人对西方史学观的追捧，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危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是崇洋观念作祟的结果。西方话语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盛行，也与部分学者崇洋观念有关。国门大开后，西方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进入了人们视野。有些学术理论与方法与我国传统史学或当代史学因研究方法不同或因结论不同而显得新颖独特。有学者因心理准备不足，或因品鉴能力不够，或因其他一些个性化原因，不满意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对中国传统史学不屑一顾，把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当成绝对真理，走到了崇洋自轻的反面。总之，由于在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面前，部分学者“表现失常，学术失范”，他们对西方学术情有独钟，盲目接受，丢失了文化自觉的底线，跟着西方走，甚至以此为时髦，助长了中国史学中西方话语与西方语境的滥觞，冲击了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甚至危害了中国史学的自我安全。

　　三、中国近代史学视域下的西方话语体系误区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同西方史学构建了一种激荡共生、交流互动的学术生态和良性关系，其积极和主流的一面是促进了我国近代史学科乃至中国史学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为消极性，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西方话语及其语境误区。这些误区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乃至中国特色的史学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影响很大。

　　一是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认识的误区。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历史提供了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西方人，据此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话语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运用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话语体系在史学研究领域的表现。从表面上看，这种看法似乎颇有道理。然而，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话语体系等量齐观的看法存在着巨大偏差。诚然，马克思主义起源于西方，如同毛泽东在他的名著《矛盾论》中所指出的，相对于中国本土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文化，不过，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可以在中国化过程中不断发展并指导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还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在各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基本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创造性地与我国国情相结合，是具有中国元素和特性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贯注了更多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同中国历史以及长期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融为一体的理论体系。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说的运用马克思主义主义理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史学研究中的西方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相比，只是西方学者对历史的一种个案性思考和具体的学术研究，这种思考和研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无论是冲击—反应论、传统—近代论，还是中国中心论，都是从某个具体问题出发，围绕具体问题展开，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见解，而缺乏整体性思考，因而虽然史学研究中的西方话语体系看起来新颖，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合理性，并在具体的研究领域具有真理性成分，但在历史观与方法论上，他们都有一个局限的共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偏概全，立足于西方立场，脱离中国实际。也正由于附着在这些话语体系下的问题意识与研究展开比较具体，而没有深入到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因素与客观规律、历史条件与文化背景，因此这些话语体系的学术适用性就相当窄，如果把它们当成一种在历史观和史学方法上具有明确实用性的范式，不仅其话语体系的内在缺陷会暴露无疑，而且会将中国史学研究导入死胡同。从另一个方面讲，追随西方史学的必然结果，就是淡化了中国史学的民族特性、民族特点。众所周知，西方话语体系的背后是西方文化思维与语言表达，其特点和方式是西方的，与中国要素与风格具有明显差异。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指导下的中国史学研究，具有中国特性、中国智慧、中国风格，对世界史学研究是一种贡献，对人类文明是一种贡献。对此，我们要有一种珍视和敬畏的态度。

　　二是造成了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与现代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优劣比较的误区。史学研究中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学者一旦谈及研究方法，言必提西方，且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而提到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时，往往张口结舌，不知所云，甚或鄙夷不屑，斥之为糟粕。不可否认，西方学者在研究历史时，有些方法较为严谨，较为科学，得出的结论也较为稳健，这是一种好的现象。只要对历史研究有促进作用的科学方法，当然值得借鉴，从中吸取精华，以丰富史学研究方法，这是通往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但任何一种史学研究方法都有其适用对象和适用时段，受一定时空观的限制。任何突破时空观的史学研究方法都是不存在的。因此，现代西方史学的研究方法也都受到时空观的制约，其话语体系与语境具有明确的规定性，如果把它不分青红皂白地放大，就会把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带来，从而使真理走向谬误。那种只看到西方史学研究方法优点而无视其不足、夸大西方史学研究方法万能而贬低中国固有学术方法（“祖宗家法”）的倾向和做法，显然是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