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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史学研究源远流长，具有优良的文化传统和优秀的学术传承，史学研究方法经历了世世代代学者的检验、实践和提炼，也相对成熟，被誉为中国传统特色的史学及其史学方法。如“史德论”、“史才论”、“史学论”、“史识论”、二重证据法、以诗证史法等。这些方法是对史学研究实践的经验总结，又在实践检验中传承发展，逐渐成型，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也许没有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那样看起来具有哲学思辨和宏篇大论的华丽外表，但简明扼要，内容充实，行之有效，可谓简单中孕育深刻，扼要中蕴含隽永。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和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究其实质，都是史学研究方法，都在各自的学术研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史学发展和进步。在文化互动上，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由此看来，任何夸大西方话语体系、贬低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倾向都是片面的、不可取的。学术有特色之分，地域之别，没有天生的排他性和唯一性。中国传统的史学方法经过千年传承，自然有其可取之处。那种认为西方史学研究方法优于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观点，是一种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实质上是在抹灭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方法成就，并不利于学术活动的展开。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同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中争长论短，看到西方史学之长，就贬中国史学之短；那种把西方史学凌驾于中国史学之上的做法，更是错误的和短视的。学术的发展，应该是包容式发展，互动式发展。以自己所追捧的一家之言或者是一家之法轻视、贬低或排斥其他学术方法，是不可取的。所以，在对待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和现代西方史学研究方法时，应该互相兼顾，不可偏废。

　　三是造成了对当代史学发展认识的误区。构建当代中国史学体系和话语系统，究竟是应该沿着“中国传统”走下去，还是要“跟进西方”？这在中国史学界是有重大分歧的。具体地说，在史学理论与方法构建中存在，在中国史学中存在，在中国世界史学科中存在，在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中也存在。走中国的路，就是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样式和世界水平的中国史学。走西方的路，就是抛弃中国传统，照搬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追求西方史学意识与风格，与西方史学“接轨”和“同化”。

　　最近20年来，西方话语体系在史学研究中极为盛行，无论世界通史、中国通史，抑或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西方话语体系都大行其道。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已经边缘到了不能再边缘的地步。更有甚者，中国传统史学的内容，以中国的话语体系出现时，几乎无人问津，一旦改头换面，穿上了西方话语的外衣，立刻身价倍增，洛阳纸贵。重视西方话语体系当然未尝不可，学术本来就需要交流。但处事的原则是：凡事有度；一旦超过了度，那就过犹不及了。有人对西方学术的高度重视，甚至迷信，进而排斥中国学术，到了只知西方学术而不知中国学术的地步，那就不正常了，是非常不良的倾向。这种认识和态度，显然无法在新的历史时期下推动中国学术健康而正常的发展。

　　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道路，廓清西方话语体系误区，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指导，坚持中国传统史学优良传统，科学吸收当代西方史学积极成果，形成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风格，不仅对于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益，而且对于形成中国史学的当代形态、当代理论与方法、中国风格和标识、史学发展的中国道路都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美]费正清：《中国新史》，薛绚译，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2页。

　　[2]转引自[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1、55、201页。

　　[3]张艳国：《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视域和尺度》，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

　　[4][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序言，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