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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该书中有些论述与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建立更是直接相关，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予以借鉴吸收。比如，在第六章“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口述历史保存”中，阐述了档案馆关于口述历史档案建设的35个问题。诸如：为什么口述历史计划总是与档案馆或图书馆有所关联？档案馆内已有文书记录，为何还要不厌其烦地到处搜罗口述档案呢？收藏口述历史与“书面文件”之间有何差异？每个访谈必须有哪些存档资料？在一个档案收藏里，口述历史访谈应该如何整理、排列才好？档案馆是否应该备有自己的口述历史《工作手册》？口述历史是否专属有声档案馆？保存录音带和保存其他文件是否有所不同？如果档案馆不愿制作录音带抄本，是否有其他变通作法？数字技术为口述历史资料的收集带来了哪些好处？数字记录适于档案保存吗？对一个口述历史收集进行数字化处理划算吗？互联网上有关于口述历史的数据库吗？档案馆将全部的访谈资料发布到网上不危险吗？访谈资料放到网上之前是否应该联系受访谈者？档案馆应当如何去掌控捐赠的访谈录音带和抄本？档案馆处理捐赠的口述历史是否应和自己所做的访谈一样呢？在政府机关里，口述历史是否属于官方记录？档案馆是否该为口述历史所暗含的毁谤评论负责？档案馆如何向民众推广口述历史？

　　上述作者所设计的问题并对其予以释解，毫无疑问，不仅为我们回答了档案馆与口述历史档案的密切关系，还阐释了保存口述历史档案的实践规范。诸如此类，理应受到我们的格外关注。

　　三、借鉴而不拷贝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该书所阐述的是美国口述历史的理论与方法，虽然对我国建立口述历史档案具有借鉴意义，但绝不能原样照搬照抄，予以简单地拷贝复制。要在引进中消化吸收，并结合我国建立口述历史档案的实际做一些本土化的工作。正如该书译者姚力所言：书中有些内容对中国也不够适用。如美国口述史协会规定口述访谈工作必不可少的一条是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要签署契约、法律授权书等，这明显带有西方法制社会的传统。但是，中国人一向喜欢用温情的人际关系来办事，而不愿意使用冷冰冰的法律条文。就以往国内的口述史实践来说，不仅靠关系来联络访谈对象，而且访谈中也要注意培养起良好的关系，以相互间的信任和友谊来保证工作的顺利完成。[2]所以，建设我国的口述历史档案，必须符合中国人的心理特点和文化传统，在借鉴的基础上探索既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又符合我国实际的理论和方法。

　　目前，我国历史学界对于口述历史的研究已由分散朝着集成方向发展，成立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为保存口述史料，开展了不同种类项目的访谈。学术交流也日益活跃，既有对口述史的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也有口述史经验的梳理，还有口述史基本理论的研讨，以及开展口述史工作规范、标准、原则的阐明。与此同时，出版了多种口述史的理论与方法及口述访谈方面的著作。

　　相比之下，档案界虽然有所动作，但开展得还不平衡。有的档案馆已着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方面的建设，有的尚未开展。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的建设，既是档案资源建设新的着力点，也是档案馆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渠道，需要尽快地将此项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为此，我们向档案界推介《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这本书。通过阅读此书，真正使我们认识到：每个档案馆都能做口述历史档案，每个档案馆也都应该建立口述历史档案。其实，在以往的档案学研究中，有识之士已认识到口述历史档案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社会知名人士也希望档案馆保存口述历史档案，如著名作家程乃珊就曾呼吁档案馆不要忽视口述历史。[3]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进一步提升对口述历史档案的认识，尽快采取行动，建立口述历史档案，为保存人类社会记忆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该书底封。

　　[2]周新主编.《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9.

　　[3]上海市档案局主编.《新时期公共档案馆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