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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在二元经济框架下，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角度探讨中国家户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为此本文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家户的消赛储蓄决策，将总储蓄率分解为城市居民、农民工和农民三类群体的储蓄率。由于社会保障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异，农民工的边际储蓄倾向比农民和城镇居民高。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持续转移的进程中，农民工群体随着非农部门的资本积累而不断扩大，其高储蓄行为也推动了家户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的上升。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社会保障；最低消赛水平；家户储蓄率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一直稳中有升，近年来上升速度加快，从年的上涨到年的。

　　一方面，低消费一髙储蓄的内部结构失衡开始呈现；另一方面，储蓄一投资差额也在扩大造成了外部失衡。樊纲、吕焱认为发展中国家高企的储蓄率导致了长期的低利率是过去二十年来房价泡沫及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中国不断上升的高储蓄率尤其引人关注。因此解释中国国民储蓄率髙涨的原因，并由此得到缓解结构失衡的思路就显得尤为重要。

　　要了解国民储蓄高涨的根源，首先需要对国民储蓄结构进行分解。国民储蓄按照部门可以分为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三部门储蓄分别占国民储蓄的和。显然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为国民储蓄的主体。而近年来，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家户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均呈上升态势，共同驱动了总体国民储蓄率。因此对家户储蓄和企业储蓄的探讨有助于理解国民储蓄率。樊纲、吕焱解释了企业储蓄率近年来不断上涨的原因。该文认为，中国仍处在刘易斯拐点前的二元经济状态，过剩劳动力的存在使得劳动力与资本的博弈中，劳动力处在弱势地位，工资上升缓慢；伴随体制改革和市场开放，企业生产效率得到很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这部分价值更多的被资本占有。随着资本规模的扩大利润会以更高的速率积累，最终形成大规模的企业储蓄。

　　尽管居民部门的储蓄占比近年来有所下降但其份额仍旧很大，并且在“提高居民可支配收人”的政策导向下，其份额仍旧会上升，对未来国民储蓄率的走势也有很大的决定作用。此外，根据的国际比较研究，中国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在跨国比较中并非异常，中国的高储蓄率仍与较髙的家户储蓄率密切相关。基于此，本文重点考察中国近年来家户储蓄率上涨的原因，并进一步探讨国民储蓄率的变动趋势。

　　家户储蓄率实际上是家户在给定的预算约束下，最大化效用所引致的均衡决策。而对当前中国家户决策的探讨，不能脱离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

　　事实上，城乡居民面临的约束有显著差异，其消费一储蓄决策也会有显著差别。具体而言，城镇企业会为城镇家户购买一定水平的社会医疗保险因此，农村家户的社会医疗保障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家户，这使得农村家户需要更多的储蓄应对养老、医疗等问题，农村家户的储蓄率更高。同时，中国大多数农村家户仍旧处于“温饱”水平，其可用于储蓄的收人并不多，这限制了其高储蓄率。图描述了中国城乡家户储蓄率的差异结果表明，在年以前农村居民储蓄率高于城镇居民储蓄率，而年以后则有反转城镇居民的储蓄率更高。

　　城镇居民储蓄率农村居民储蓄率图的城乡居民是以常住人口为标准划分的。

　　而在目前的二元经济框架中，随着非农部门的资本深化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不断转移。由于户籍型：城市居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以及农村居民。

　　城镇居民中包括了大批的农民工’而后者实际上属于农村户籍，其享有的收人水平以及社会保障水平并不能与城镇户籍的居民同日而语，而这些因素显然构成了家户消费—储蓄决策的约束，对储蓄率减去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然后除以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计算而得；农村居民储蓄率由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人减去农村家庭平均每人年消费性为进一步考察居民储蓄率的构成及其上升的出，然后除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人计算而得。原因，我们需要分离出三类群体各自的储蓄率。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汇总了不同数据来源下的城镇户籍居民、农民工以及在农村就业的农村户籍居民的储蓄率。可以看出，在数据可得的年和年，农民工的储蓄率均为最高。城镇户籍居民年的储蓄率低于农村就业的农村户籍居民，而年其储蓄率反而较高。

　　在计算农村就业的农村户籍居民的储蓄率时，假设只有极少数城镇居民转移至农村生活，因此可直接采用图中的农村居民储蓄率。农民工年和年以及城镇户籍居民年的储蓄率数据来自于中国居民收人调查数据库。城镇居民年的储蓄率数据直接取图中城镇居民年的储蓄率，因该统计口径下的城镇住户调查对象在年以前为全国非农业住户，年以后才改为全国城市市区和县城关镇区住户，因此年的储蓄率数据剔除了农民工因素，用其对年的储蓄率进行近似较为可靠。

　　在目前的二元经济框架中，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不断转移，成为农民工。根据表农民工的储蓄率在三类群体中一直处于高位。因此，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由于农民工群体的壮大，这一过程带动了居民储蓄率和整体国民储蓄率的上升。本文试图通过一般均衡模型，探究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以及农村居民三类群体的储蓄率差异，以及三者间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并基于此对中国居民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近年来的连续上升做出解释。我们认为，农村户籍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差异水平较低在预防性储蓄动机下储蓄率有所提升；但农村居民还受到最低消费水平的约束，储蓄受到限制。农民工收人有较大的提高，这进一步提高了农民工的储蓄率。三类群体的消费一储蓄行为决定了中国家户储蓄率的走势其中，农民工群体的壮大是带动近年来家户储蓄率上涨的重要原因。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机制

　　从经典的理论出发探讨家户储蓄的文献并不在少数。巳有的研究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的高储蓄率进行了解释。然而高储蓄率并不是储蓄率持续上升的必要条件。针对近年来中国家户储蓄率上升的研究也在不断推进。首先根据生命周期假说经济主体根据其一生的全部预期收人来制定消费一储蓄决策。因此，在经济主体同质的假设下，总人口中工作群体比例的上升将导致储蓄率的上升；但该结论本身与中国实际情况的吻合度相距较远。如果考虑到中国农民的实际隐形失业问题，随着农业劳动力不断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部门转移所带来的实际上的工作群体比例的上升，则对中国储蓄率持续上升的解释度就可以大大提高。其次，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有可能使经济主体年轻时面临较强的信贷约束，从而导致较高的储蓄率，这实际上是对生命周期假说的反向支持。但近年来中国金融系统的效率在提高，而储蓄率仍然在上涨使得这一解释的有效性面临挑战。文化差异是东亚国家储蓄率较高的原因之一，但由于文化的时间不变性也很难对近年来储蓄率的上涨做出解释，必须结合一个持续变动的因素才能做出理想的解释。以及提出了竞争性储蓄说认为中国的性别比例失衡使得中国家庭为在婚姻市场上更有竞争力而储蓄财富，使得中国储蓄率不断升高。事实上这种追逐财富乃至社会地位的行为即号克斯韦伯所提出的，也被广泛证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根据的研究，中国所有年龄群体的储蓄率都在提高，很难说都是在为婚姻市场竞争而做准备，因而，可能还存在一个更具基础性的因素推高了中国各年龄群体的储蓄率。

　　另一种对储蓄率上涨的经典解释是收人不确定性与预防性储蓄。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由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体系很不完善居民收人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为了自我保险和为未来养老做准备而过度储蓄，推高了中国的储蓄率，事实上这也是生命周期假说的一个推广。有研究认为预防性储蓄说也许可以解释中国为何有较高的储蓄率但解释不了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在不断上升。中国的社会和医疗保障系统在逐步完善，收入不确定性在减少，储蓄率应该下降，而这明显与现实不符。我们认为，以往关于预防性储蓄的研究大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城市与农村的社会和医疗保障系统也具有二元性：城市户籍居民所能享受的社会已有文献主要从均衡和非均衡的角度研究了中国的储蓄率。非均衡角度主要从商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短缺和配给制对中国的高储蓄进行解释。均衡角度的解释主要包括三类：凯恩斯储蓄函数，即认为储蓄率与收入高度相关，永久性收人假说认为仅有未预期到的收入可以带来储蓄率的上涨（生命周期假说，即认为经济主体根据其一生的预期收人来制定储蓄决策和医疗保障水平显著高于农村户籍居民；这就造成了农村户籍居民本身具有比城市户籍居民更高的储蓄倾向。然而，储蓄率水平的高低还受到最低消费水平的限制，这种限制在收人水平较低时更显著，因此农村户籍居民并不一定会比城市居民有更高的储蓄率。由于最低消费水平的限制，农村家户不得不采取次优的储蓄决策而提前消费，从而降低了储蓄率。只有随着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受最低消费的限制，实现个体跨期优化的消费率从而总体储蓄率也不断提高。

　　以上的机制分析考虑了中国家户储蓄率的二元性即城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不同，但做出的分析并不完整，而根据以上推理，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储蓄率大小也并不确定。事实上，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一类规模和比重日益扩大的特殊群体，即农民工—转移到城市非农部门就业的农村户籍居民。农民工具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户口仍然在农村，即属于农村户籍居民，仍然只能享受较低的医疗社保水平，因此他具有比城市居民更高的储蓄倾向；第二他在城市部门的收人已经接近甚至超过部分城市户籍居民，是他原来在农业就业时所得收人的数倍，因此已逐渐摆脱最低消费水平的限制。由于具有这两个特征农民工群体成为三类群体中储蓄率最高的一类。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劳动力以年均万的规模持续向城市部门转移农民工总量在年已经达到亿之多，占中国非农就业的以上。因此，如本文后面模型部分将更详细地分析的，由于最低消费水平的限制和城乡居民的社会和医疗保障水平差距的存在，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的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正在不断壮大而这也巳经并且将不断推高中国总体家户储蓄率。

　　事实上，根据和的研究，无论是基于古典假设还是新古典假设的二元经济模型，一个发展中国家，随着非农部门相对于农业部门的发展，国民储蓄率都会上升。以往一些研究已经认识到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以及将其作为解释近年来中国储蓄率高涨的一个切人点。例如，李扬、殷剑锋等认为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非国有（市场化）的持续转移的增长模式导致了企业高储蓄的必然结果。樊纲等指出企业储蓄大幅上涨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使得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巴曙松认为中国在之前一个阶段的企业储蓄上升的原因在于人口结构变化所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并未真实反映到企业的真实成本上，企业也未能将成本扭曲所形成的超高利润转移成工人的养老、医疗和保险等支出，导致企业储蓄显著上升。樊纲、吕焱也是在二元经济结构框架下探讨中国储蓄率上升的原因。然而，以上对中国储蓄率的研究，尽管考虑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但都是从企业利润和资本积累的角度展开的，鲜有文献从家户储蓄的角度展开讨论。因此，本文将以二元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为基础，结合最低消费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和预防性储蓄说，考察三类不同群体在面临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的消费储蓄决策，从而建立一个刻画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转型特征的动态模型，使用此模型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家户储蓄率乃至国民储蓄率持续上升的现象予以解释。

　　三、理论模型

　　我们把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主体分为三类人，分别为有城市户籍在城市工作的人农村户籍在农村工作的人和农村户籍到城市工作的人。假设在期，拥有城市户籍的人口数为拥有农村户籍的人口数为义，其中进城务工即农民工数为，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为。。我们暂时将城市户籍人口数和农村户籍人口数看成给定，由此总人口也给定。其中，和反映城市工人和农民工的效率差异。这种效率差异或是由人力资本差异造成的，或是由于专业化（农民工原是从事农业的）造成的。

　　三类群体具有相同的偏好但面临的预算约束不同，一方面由于其享受的社会保险程度造成的。农村户籍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险水平较低拥有城市户籍的人口社会保险水平较高，即有以下假设：假设设城市工人、农民工和农民购买保险金额占其收入比例分别为，满足石企业有义相应为劳动者购买工资收入的比例的养老保险，即劳动者在第二期将享受到比例的养老保险金收益，和均为外生的常数，且连续且单调递增，且假设。此时注意到非农部门有剩余利润，简单起见假利润耗散，不成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