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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所以传播学就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1]5中国书法从诞生开始就与传播交融在一起，中国书法史即一部中国书法发展与传播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媒介的产生使得传播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书法传播亦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主要传播途径

　　（一）复制传播。复制传播主要有临摹传播、捶拓传播和刻帖传播。

　　临摹传播：临，是按照原作进行写或画；摹，是薄纸蒙在原纸上进行写或画。就书法而言，临摹是“临帖”和“摹帖”的总称，是两种不同的传播方法。“临帖，就是仿照帖上的字，逐笔逐画在纸上写出来。摹帖是将半透明的纸蒙在字帖上，将纸的轮廓线用细笔勾描下来，并在轮廓内填上墨。”[2]临摹是学习书法的主要方法，也是书法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反复临摹，不仅可以使书法受众接受并掌握书法作品所传播的信息，而且可以实现书法作品的再传播，为书法作品的延续和继承提供可靠保证。

　　捶拓传播：捶拓是将石碑上的文字捶拓下来的一种复制技术，捶拓下来的作品叫作“拓本”。捶拓技术不仅是古代书论文发表法复制与传播的有效方式，而且是保存书法艺术的一种很好的方法。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字帖，其原碑已经遗失，只有拓本留传于世。如南朝时期著名的正书摩崖刻石《瘗鹤铭》，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坐标意义，被誉为“大字之祖”，其艺术影响力绵长悠久，远及海外。

　　刻帖传播：把历代法书摹刻在木板上或石板上谓之刻帖。在古代，它起到了使历代著名书法家的作品广范留传的作用。在中国古代，书法家的作品一般被珍藏在皇宫里或鉴藏者家中，平常人是不能得见的，但是只要刻成帖后，就可以拓成若干份流传于世了。现在有许多历代法书真迹虽早不存世，但在刻帖中还能见到它们的面貌。“历史上第一次刊刻的官帖始于北宋初，宋太宗召刻成《淳化阁帖》后，效仿者甚重，如《潭帖》《绛帖》《汝帖》《鼎帖》不一而足。徽宗时期刻成精于阁帖的《大观帖》，宋氏南渡后，又刻成《绍兴米帖》，专刻米芾墨迹。”[3]134至于私家刻帖，更是不胜枚举，帖学即由此而兴。刻帖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书法的普及与传播。

　　（二）师徒传授传播。师徒传授是古代书法传播所采用的主要方式。我国最早的师徒传授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期。郭沫若先生在河南安阳出土的一块甲骨上发现，其中一行刻得特别规整，其他则歪歪斜斜。他认为规整的一行必定是老师刻的，歪斜的几行则是徒弟的学刻。在歪斜的几行中又偶有几个字很规整，这可能是老师捉刀教学生所书，通过这种方式，老师可以将自己的书法技艺直接传给徒弟。“传授的传播手法，其优势是传授方式的直接性和传受双方的互动性。传授是一种直接传播的方式。传授是即‘传’即‘受’，书法的传者与受者同时在场，书法的传播与接收同时进行。这就意味着传者在反馈中传播，受者在接收中反馈，‘传’与‘受’是互动的，书法传播是一个双向交流的结果。这就构成了一个交互迭合的传播体系。”[4]

　　（三）立碑、题写传播。立碑可追溯到秦朝，秦灭六国后，秦始皇曾数次东巡，立有《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碑，正是这些碑使得李斯的小篆书法得以保存和广泛传播。题写指的是将书法题在碑、石、壁、屏等实物上。古代很多书家以此为雅趣，“五代时期的著名书家杨凝式只要见到光洁的墙壁，则兴奋若狂，引笔挥洒，且吟且书，笔与神合，壁尽方止，他的题壁书，至宋初也还可见”[3]130。立碑与题写能使书法艺术传播久远、千古流芳。

　　（四）承载传播。承载传播即依托汉字、文学、政治、宗教等来促进书法艺术的传播。

　　依托汉字来促进书法艺术的传播。“中国书法是从社会实用的汉字书写中发展起来的一门艺术，并以书写文字的方法来进行艺术创作的，不写字无以为书，胡乱涂抹无以为法。所以书法艺术必须是写字的，也必须是讲究形式、技术的。”[5]书法艺术正是依托汉字而产生、发展并不断繁衍变化的。

　　依托文学来促进书法艺术的传播。文学和书法是紧密相联的，书法需要深厚的文学底蕴做基石，历史上许多著名书法家都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如黄庭坚、苏轼、姜夔、文徵明等。很多书法作品本身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比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这些都证明书法和文学是交融在一起的，相生相发。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文学与书法是彼此借用互为媒介的。

　　依托政治、宗教来促进书法艺术的传播。政治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与传播具有直接、重大、深刻的影响。政治既可以成为强大的动力促进书法艺术的发展和传播，也可以选择符合自己审美情趣的书法艺术进行传播。如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帝王，就是一位身体力行的书法创作者，他制定了各种适合书法传播和发展的政策，曾亲笔为《晋书》撰写《王羲之传赞》，为唐代树立了一个最高的书法典型，使王羲之书法传播进入繁荣时期，在书法史上奠定了其“书圣”的地位。而宗教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与传播主要体现在传播的内容和主体上。从传播的内容来看，历史上很多书法家写过佛经或道经，如柳公权的《金刚经》、颜真卿的《多宝塔感应碑》、钟绍京的《灵飞经》等，这些佛经的传递与书法艺术的传播是交互作用的；从传播的主体来看，很多僧人为中国书法艺术的传播立下汗马功劳，如由隋入唐的高僧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孙，相传其在永欣寺阁上，书《真草千字文》800本，赠送浙东诸佛寺；初唐弘福寺的高僧怀仁花费20多年时间集王羲之书而成《圣教序》，《圣教序》至今仍是初学行书的绝好范本；唐玄宗时期的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不仅带去了大量的佛经，还首次带去了王羲之父子的书法作品，并因此影响了日本书法的发展。

　　二、中国近现代书法艺术的主要传播途径

　　近现代书法艺术的传播途径虽然也保留并沿用古代书法艺术的某些传播方式，但却更多地显现出新时代、新媒介环境影响下的新特点。特别是数字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书法艺术的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一）书法团体组织对书法艺术的传播。书法团体的成立对书法艺术的传播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比如坐落在杭州西湖孤山上的西泠印社，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印学社团，其宗旨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以篆刻书画创作、研究的卓越成就和丰富的艺术收藏在海内外久享盛誉，号称“天下第一大社”。近代艺术大师吴昌硕出任首任社长，盛名之下，精英云集；还有各省书法协会的成立，将书法爱好者组织在一起进行书法交流与研讨，这些书法团体组织的出现，有助于点燃书法爱好者学习书法艺术的激情，也为书法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书法艺术的广阔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