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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的新闻史研究经过多年积累取得了诸多有益成果，但也暴露出许多本质的问题，例如在认识论上，缺乏本体意识、主体观念较为淡薄；在方法论上，研究方法孤立、单一，通常立足于史料，做逻辑上、理论上的综合分析，以致束缚了自身的发展。在构建新闻史研究范式上，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具有探索性和创新性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彬的“三范式”论和丁淦林的“两范式”论。本文通过总结新闻史研究的传统范式的不足，创新性地提出“人本主义范式” “媒介生态范式” “民族主义范式”三种研究范式，对新闻史研究的范式建构提出一些思考。
　　【关键词】新闻史；研究方法；批判；范式建构
　　一、新闻史研究方法的批判
　　中国的新闻史学科建设已经基本建立起结构完善、层次多样、理论扎实的结构体系。在新闻传播学范畴内，中国新闻史研究可谓成果丰盛。丁淦林曾言：“中国新闻史已成为‘具有扎实基础、能够持续发展’的‘颇有积累的独立学科’。”[1]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史研究更是突破了原有的框式，获得快速发展。关于中国新闻史发展阶段一直有多种说法，较为典型的有“两时期说”“三突破说”“四阶段说”。方汉奇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闻史以1978年为断点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前一阶段主要研究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史；后一阶段则较为全面地研究新闻史[2]。丁淦林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等3篇著作作为中国新闻史3个不同时间段的重要突破，以此作为新闻史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
　　李秀云在《中国新闻学术史》中抛弃了政治新闻史的观念和研究思路，将近代以来的新闻史分为前新闻学的历史考察、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建立、战时新闻学的兴起、纯粹新闻学与大众新闻学的分野四个时期，将新闻理论形态作为划分的基准，具有一定意义[3]。尽管新闻史研究成果丰硕，但是依然存在不足。进一步分析新闻史研究自身存在的问题，寻找科学的解决方法，并提出新的研究范式，仍为新闻史的发展所必须。下面尝试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范畴剖析新闻史研究方法上的不足。
　　1.认识论范畴：本体意识缺失、主体观念淡薄
　　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是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对新闻史研究反思的成果。过去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新闻史研究过于依附革命史，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建立起与政治学的同盟关系，这种同盟结构虽然有失偏颇，但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不无关系。随着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变革，原有的结构开始受到质疑，出现新闻史研究需要独立性的呼声。深入分析新闻事业发展的独特轨迹，研究新闻史发展的特有规律，是对新闻科学的尊重，也是对这一学科研究所应有的态度。宁树藩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要清除政治斗争思想，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规律，坚持本体意识[4]。除了坚持“本体意识”，他还提出“两条腿走路”，也就是新闻史研究的两个方面：一是报刊的社会作用，主要表现为政治思想方面的作用；二是报刊自身的发展历史，即新闻事业产生及其动态变化的历史，尤其是新闻观念的变迁和经营管理的进步[5]。因而树立本体意识，强化主体地位应该成为新闻史研究者的基本立场和原则。
　　尽管这种意识逐渐成为共识，但原有思维在研究中依旧普遍存在，这种思维改造需要的是行动力。在思考中被当作原因的，在行动中就会被当作规则，培根的名言提醒我们，思想的解放一定会引导实践，最终促成事物的改变。
　　2.方法论范畴：单一、孤立、片面的研究方法
　　新闻史研究成果数量可观、种类多样，涵盖中国通史、断代史、地方史等类别。尽管如此，中国新闻史研究似乎出现了整齐划一的研究模式。纵观历史与现状，可以发现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孤立、单一，通常立足于史料，做逻辑上、理论上的综合分析。正如丁淦林所分析的一样，“中国新闻史研究，基本上是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即以史料为依据，做逻辑上、理论上的综合分析。”[1]重视史料，对史料做深入挖掘，做思维与理论上的研究与分析，的确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符合方汉奇提出的“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的理论，但这种研究模式过于单一且略显僵化。这种局面的产生既有必然性又存在各种偶然性。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时代背景的影响，又有学科自身的发展逻辑。首先，新闻事业为政治服务的意识长期主导学者的研究思维，并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激发的百花竞放，而是过于强化新闻的意识形态理念；其次，中国的新闻史研究与国外的新闻史研究脱节，割裂了中国新闻事业与外国新闻事业相通、相连的普遍属性，导致中国学者孤立地、片面地研究新闻史；再次，新闻史研究多是闭门造车，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交流，较少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实证史料作为新闻史研究的方法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然而，它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现代新闻史的研究需求，传统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应该面向现代不断创新，以促进新闻史学科的繁荣。
　　二、新闻史研究的范式建构
　　过去新闻史研究缺乏科学的范式创新，陷入了方法单一、僵化的藩篱。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束缚逐渐被打破，许多学者对新闻史研究的范式进行了探索性思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李彬的“三范式”论和丁淦林的“两范式”论。“三范式”是“革命史范式” “民族国家范式” “现代化范式”的统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纵向的结构范式。“革命史范式”长期以来位居新闻史研究的主流，以政治意识形态为核心，作为评价新闻史的评价标准；“现代化范式”将新闻史研究放在大的时代背景里考察，以现代化作为新闻史的评价指标；“民族国家范式”不同于前两种范式，而是以国家利益为准则，考察新闻能否促进社会发展、民族进步[6]。李彬的“三范式”论侧重于新闻的附加价值，强调其对社会的服务性，具有明显的社会政治导向，但对新闻事业自身的发展元素重视不够，对新闻事业的行为主体——人的思想和活动对史学认知的重要价值认识不足。丁淦林提出的“两范式”论也颇有影响，第一种是体制与媒介范式。这种范式以“报史是报纸自身发达的历史”为新闻史观，以“报纸”为研究对象，以“媒介经营”为关注重点。第二种是政治与媒介功能范式。这种范式是时代的产物，以“新闻事业”为研究对象，以媒介的“政治功能”为关注焦点[7]。丁淦林的“两范式”论以突出某项研究为重点，是一种横向结构范式，它具体表现为“体制与媒介范式”和“政治与媒介功能范式”两种。“体制与媒介范式”将“报纸”自身作为研究的主体对象，强调“媒介经营”的重要性；“政治与媒介功能范式”则立足于“功能性”，将“新闻事业”作为研究对象，聚焦于媒介的“政治功能”[7]。由此可见，以上两种范式都是以新闻史的价值和目的为导向，无论提法科学与否，至少在宏观上为新闻史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丁淦林的“两范式”论同李彬的“三范式”论相比，研究对象更加强调媒介体制与媒介功能，他关注新闻的本体——报纸自身，将新闻史从边缘引向了中心地带，也具有新闻史研究的一般特征。“三范式”论和“两范式”论都注重新闻的社会功用价值，具有偏向性，都凸显了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