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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胡阿祥对中国的定义，本文认为《舌尖上的中国》通过对中国食文化的介绍和阐释，从以下三方面起到了国家认同的作用：
　　（一）地理中国的认同。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也拥有世界上最丰富多元的自然景观。多元的自然景观和不同地区的不同气候为人们提供了最为天然和众多的食物原材料。不同地区的人们依山傍水生活形成了当地独特的饮食习惯和风格。在《舌尖上的中国》中，对食材、食物的介绍都会跨越整个中国。
　　中国广袤的疆土、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环境，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区域文化格局的形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地区的方言。一方面，方言是区别不同文化的最明显标志。在《舌尖上的中国》中，由当地人介绍美食时，通常使用的是当地方言，体现了纪录片的原生态特色。方言的使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本地区人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不同的方言也体现着文化的多样性和一定文化冲突的存在。“文化冲突固然会引起文化认同的危机，而文化冲突的最终结果又总是强化了人们的文化认同。”[2]因此，使用不同地区的方言，会增加各地区人们对自身所处地域的文化认同，并且进一步增加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在更大范围内认可和包容不同的文化。对于中国这个地域广阔的国家而言，增进各个地区的文化认可和包容，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陆晔.媒介使用、社会凝聚力和国家认同——理论关系的经验检视[J].新闻大学，2010（2）.
　　[2]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3]胡阿祥.何谓历史，何谓中国[J].新世纪图书馆，2012（8）.
　　[4]何成洲.跨学科视野下的文化身份认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刘永昶.交融在历史与现实中的文化诉求——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J].声屏世界，2012（10）.
　　[7]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摘要】《舌尖上的中国》之所以能引起强烈反响，不仅因为它“隔着屏幕能闻见香气”的特点，更因为它通过食文化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共有的思维模式、相同的文化符号、共同的文化理念和共同的民族精神。以胡阿祥的“中国”概念为理论基础，从地理中国、历史中国和文化中国三方面阐释《舌尖上的中国》在构建国家认同中的作用。通过方言的使用和镜头的跳跃、文化符号的介绍、人物故事的解读和民族精神的呈现，《舌尖上的中国》实现了从视觉、味觉的呈现到情感的延伸再到文化的认同，进而实现了地理中国、历史中国和政治中国的认同。
　　【关键词】文化认同；国家认同；舌尖上的中国
　　在全球化的今天，各个国家文化的交融一步步开阔着我们的视野。与此同时，全球化也为每个民族、国家带来了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问题。每个人在面临不同文化的冲击时，需要通过文化认同来实现自我的身份认同；而民族和国家则需要以历史、习俗、民族精神的认同来实现国家认同，促进国家的发展和维护国家的统一。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展现出天然食材与人工制作的巧妙融合，唤起了身处食品安全忧患中的国人对本土食文化最自然最淳朴的记忆。不同于以往的美食节目，它没有加入过多的商业元素，对美食的介绍不是流于表面，而是更多地融入对中国文化的诠释。另一方面，不同于其他历史文化类纪录片，它从平民化的视角切入，完美地结合了精英兴趣和大众口味，大大扩展了收看对象，为实现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提供了最大的可能。
　　学者陆晔的实证研究表明：“从总体上看，大众传播媒介无论在公众对社会凝聚力的主观感知方面，还是对公众的国家认同，都可能产生一定的直接影响。”[1]事实上，根据网络上以及国内外专家对《舌尖上的中国》的一致好评，可以明显看出国人对它的认可。这说明，《舌尖上的中国》在公众对国家的认同构建中着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一、概念辨析
　　“一般说来，认同就是指对共同或相同的东西进行确认。认同的过程，就是人们通过他人或社会确认自我身份的过程，也就是在自我之外寻找自我、反观自我的过程。”[2]通过认同，人们在相互关系中可以增加确定性、建设性的因素。“认同本质上是对自我根源的不断追寻，对自我身份的不断追问，是对人类自然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双重探究，是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2]
　　“文化认同，就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认同是文化固有的基本功能之一。拥有共同的文化，往往是民族认同、社会认同的基础。”[2]《舌尖上的中国》正是以“食文化”这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构建了文化认同的基础。崔新建认为，从类型上看，认同包括民族认同、种族认同、社会认同、自我认同、文化认同等多种类型，但他认为这些认同的核心是文化认同。“一方面，是因为在民族认同、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中都包含着文化认同的内容；另一方面，认同所蕴含的身份或角色合法性，都离不开文化。身份、角色、合法性，都只能在一定的文化中才能具有意义。即使是与认同不可分割的自我概念，从根本上说也是文化的产物。”[2]
　　笔者赞同崔新建文化认同的概念，并且认为国家认同也包括在认同范围之内，而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核心。一方面是因为国家认同中包含着文化认同。比如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国家认同过程中，不仅仅强调肤色等生理特征的不同，而且中国人更强调“龙的传人”这一文化概念的认同。另一方面，正如崔新建所说，认同所蕴含的身份或角色合法性，都离不开文化。身份、角色、合法性，都只能在一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
　　胡阿祥在《何谓历史，何谓中国》一文中，分别从地理概念、文化概念和政治概念等方面对“中国”概念的由来、历史做了梳理。
　　在地理概念上，先秦时期，“中国已经成为诸夏国家的共同称号，成为拥有共同地域的专称”。[3]历史上，作为地域概念使用的“中国”随着中国地域范围的不断扩大而改变，非汉族建立的国家也往往自称“中国”。从这个角度理解，地理中国不是哪一族的中国而是各族共有的中国。
　　文化中国的概念较为宽泛。先秦时期，文化概念的“中国”是一种美称，是“其人泽聪明睿智，其财则万物所聚，其礼则至佳至美，是具有高度文明的区域”。[3]文化的不断进步和对周边蛮夷的不断中国化，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这奠定了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思想基础。
　　政治概念中使用的“中国”逐渐走向定型是晚清时期。“政治概念的‘中国’较之地域概念和文化概念的‘中国’，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它是中国概念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是中国含义的升华，它充分反映了这样的史实：中国的历史是中国的境内各民族——无论文化高低，地域远近，是汉族抑或非汉族——共同缔造的。中国的版图是由中原和边疆共同组成的，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继承。”[3]
　　二、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