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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社交媒体环境下，舆情的非理性，信息的碎片化、失实，乃至网络舆论对现实世界的重构与改写，都在不同维度影响着新闻评论的准确和客观。作者强调了从“用事实说话”到“事实即评论”转化的观点。欢迎来稿参与讨论。

　　关键词：社交媒体新语境新闻评论问题与改进

　　媒体间的竞争重心，从“新闻”逐渐让渡到“观点”，这是近年来业内出现的变化之一。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以及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日趋交互的语境，如传统媒体开设加V微博、微信推送，甚至二维码技术的运用，新闻评论自有其突破原有格局的理论愿景，如时效、独家，甚至突破传统媒体的发言界限，等等。

　　新传播环境中的评论难题

　　社交媒体环境，作为信息披露、观点表达的平台，甚至是社会抗争的工具，在政治传播以及民主化进程中，无疑有其突破新闻管理、扩大公民参与等正面意义。但是，将“观点”的竞争在新传播环境下强化到极致，则是网络舆论、微博等与生俱来的缺陷，反过来会一定程度影响、制约着观点生产的流程与质量。

　　“观点”的生产，基于“事实”。而在新传播环境下，时评和信源之间直接跳过了传统媒体这一“滤”的过程，评论主体往往直接面对事件的当事人，而其中所掺杂的情绪、复杂利益，都无疑会对事实的建构产生诸多负面作用。新闻事件在微博世界的呈现，往往是碎片化的，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的相关评论，就极容易偏离新闻事件的本相而误伤相关当事人。像冀中星在首都机场引爆案，这样的个案，万一其真相滑出了人们日常经验的范畴，那么，如此快速反应的评论当如何自处？实际上，围绕着冀中星的个人遭遇，其本人、东莞方面以及冀中星的家乡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政府，各方说法都有较大出入，在地方主义、维稳等多种因素交织下，故事的叙述呈现多元、繁复的面相，我们的时评又是基于何种版本呢？

　　同时，在这碎片化的虚拟网络里，恰又为谣言的滋生与传播提供了温床。当代的新谣言不能简单等同于“虚假”信息。有学者指出，就当代谣言而言，有几个特征值得注意。首先是大部分谣言的参与者与谣言主体并无利益纠葛，因此，其背后往往没有显著的“恶意动机”，更多是民众释放心理焦虑、表达社会诉求、重建社会认知的“工具”。如果说传统谣言多为“缺乏事实依据的谎言”，那么，当代的新谣言则多为“真实的谎言”，如果逐一看谣言的具体内容，多数情况下为虚假，但就我们所处时空的社会真实，恰恰在谣言中得以充分体现。2009年杭州“70码”事件中，所谓胡斌有“替身”说最终被证明是“谎言”，但因为“权贵操纵司法”这一“假想”的社会现实，无疑合乎网民根深蒂固的社会心理。再比如数月来—直处于舆论焦点中的李某涉嫌轮奸案，继案发时的“私了说”、“虚报年龄说”后，又出现“轮流发生性关系”说，批评矛头直指警方为当事人脱责，这些尽管事后都被证明为不实，但经由微博世界中的意见领袖的转发、评论，却也造成群情激奋的舆论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众越来越多地卷入到日常新闻生产流程的时候，记者是否能够免于网络舆论的压力而恪守其中立的第三方立场，是一个越来越值得探究的理论命题。是盲目屈从“民意”，还是秉持“中立”，看似自明的选择，但具体到新闻、评论的场域，则不能不受到网络民意的影响，甚至会干扰到正常的新闻、观点生产的流程。2009年，《南方都市报》记者龙志发表《女服务员与招商办官员的致命邂逅》一文，这使他成为被网友“人肉”的对象，因为在这篇稿件中，作者忠实于采访的事实，而打破了网络舆论树立起来的形象——烈女邓玉娇和狰狞鼠辈邓某某——这与民众所赋予的角色产生巨大落差。结果是，报社收到许多读者的投书，要求开除这位记者。类似事件可能会对记者的心理产生微妙影响，当媒体和记者的报道体现出一定的倡导色彩，其新闻、评论框架符合网友们的心理预期时，会获得网络舆论的赞扬。当有些媒体和记者试图做出相对中立的报道或者评论尝试时，立刻遭到网络舆论的抨击。这种“爱憎分明”的表现迫使记者今后在报道此类事件时，更加注重立场，而非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评论有可能沦为替“民意”背书，而缺少客观、理性的力量。

　　从“用事实说话”到“事实即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