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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媒体的“评论”奉行“用事实说话”原则。这里其实牵扯到两个关键点：新闻的真实性以及“论”从“事”出，即如陈力丹教授所言，“用事实说话是个带有介词的动宾结构短语，核心是‘说话’，‘用事实’是方法”。由此可见，“用事实说话”的表述也存在着不少误区，比如将“事实”和“说话”割裂开来，但我们知道，在具体的报道文本或节目里，“事实”和“说话”是无法截然两分的。试图在“事实”的基础上说“说话”，这在很大程度上记者出于提炼的需要，以彰显新闻报道的深度与深刻。其次，就“事实”和“说话”的关系而言，两者是有主次之分的，“用事实说话”的理论表述，其重点在于“说话”，也即要给公众传达出作者的思想、观点和意见，“事实”是工具性的，是在“用”层面的问题。

　　但实际上，“事实”无疑具有主体性地位。即便是《焦点访谈》喊出“用事实说话”的主张，并以“新闻主体+主持人点评”作为其节目形态的时候。因此，所谓体现深度的“观点”的提炼，它实质是在事件的层层展示的过程中予以体现的，乃是“事实”在说自己的话，或者说，“事实即评论”，这样一来，记者只需要将复杂的新闻事实一一呈现给读者或观众，就好像你在剥一个洋葱，在层层剥离的过程中，也就传达了事件本身所包合的社会意义。

　　而笔者之所以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强调评论的立场需要从“用事实说话”到“事实即评论”的转换，更为紧迫的缘由就如前所述，“事实”在社交媒体传播环境下的碎片化、不确定性，都使得建立在这样“事实”基础上的“评论”。问题丛生。而激烈的市场化竞争，往往使得我们不时“口痒”，为了一时之快，所谓时宜I生往往也就置于一旁了。

　　在这里，我特别赞同《人民日报》评论部吴焰提出的“真理”与“真相”的关系辨析，这实际也是在呼应“事实即评论”的观点。她这样说到：评论究竟是追求真理还是真相？毫无疑问，肯定是追求真理。可是现在，更感觉到评论要有力量，是要从追求真相开始，因为观点在于真相的挖掘。复旦大学投毒案，第一时间出来的时候要不要评？当时觉得信息量太少，不能造成—个舆论审判，可是不写，又是失语，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其实我们那天的评论更多的是内容是呈现事实，很少点评，我们现在感觉到这种关注就是态度，当你关注了这个事情，你本身已经在表达你的态度。老百姓都不是傻瓜，在你事实提供得越多的时候，他自己会作出—个判断。面对信息真假难辨的情况，媒体要发好声，不被事情忽悠。我们说真相可能更为重要，在越接近真相的时候，我们的立场和观点也就呼之欲出了。

　　回归专业主义的“事实”立场：一则个案

　　笔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恰逢湖南临武城管涉嫌致死瓜农的新闻沸沸扬扬，又恰巧读到一家媒体的长微博评论《我们的社会病了，而我们无能为力》。评论中专门提及其中的城管当事人廖某某，据说他的胸牌被瓜农在临死前抓落，因此其职务、姓名才能为大家所熟知。评论猜想了廖的身份背景，“其三代之上必然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仍在生活的底层中艰辛地生存着”，但即便是这样苦难出身的廖，“为什么能对一个农民残暴地下手？那一刻，是什么主导了他的思想”？评论之所以言之凿凿，这其中当然体现了对于公平正义的诉求，以及社会情绪对于公权力的警惕，但评论被情绪、偏见牵着走，而缺少证实或者证伪的过程，可能契合了受众与市场，但实质却容易偏离媒体的专业立场。

　　媒体启动求证的专业追问，需要处理“快”与“慢”之间的关系。海量信息的快速传播，是媒体人所面对的网络情境，要对纷繁的时代发问，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观点，但与其抢先一步，倒不如滞后半拍，先辨真伪，再论是非，多一些信息沉淀和交叉质证。但“快”与“慢”的辩证只是技术性的策略与步骤而已，我在这里更想说的是，面对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媒体需要追问的究竟是什么？在突发的公共事件面前，读者需要的究竟是什么？这显然是在理念而非技术层面需要解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