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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莽汉主义是由李亚伟、万夏、胡冬等人于1984年春节前后，在四川南充发起的一场诗歌运动。莽汉主义的成员大多是在校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展示出了青春的叛逆和勇于冲破现实桎酷的豪情。这些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以他们无所顾忌、无法无天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方式，以他们粗野、民间坏孩子式的语言展示了他们内心的焦灼和渴望，给80年代的中国诗歌带来了冲击和活力。
　　莽汉主义诗歌是一种特殊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的标志。莽汉成员们的打架、梁浪、恶作剧、喝酒、追女孩等等，对传统观念进行了彻底的颠覆，正如李亚伟自己所说：“莽汉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诗歌，它更大的范围应该是行为和生活方式”。①莽汉主义在创立之初的宣言：“……诗人们唯一关心的是以诗人自身——“我”我为楔子，对世界进行全面地、最直接地介入。诗人们自己感觉“抛弃了风雅，正逐渐变成一头野家伙”，是“腰间挂着诗篇的壕猪”。以为诗就是“最天才的鬼想象，最武断的认为和最不要脸的夸张”。他们甚至公开声明这些诗是为中国的打铁匠和大脚农妇而弹奏的最轰隆隆的打击乐，是献给人民的礼物……”②莽汉们自称是腰间挂着诗篇的壕猪，他们玩世不恭，生活中有酒，“我们仍痛打白天袭击黑夜/我们这些不安的瓶装的烧酒/这群狂奔的高脚杯！”（李亚伟《硬汉》）有斗殴，“再不揍这小子/我就可能朝自己下手/我本不嗜血/可我身上的血想流出去/想瞧瞧其他的血是怎么回事”（李亚伟《打架歌》）有流浪，“要走过大街小巷”，“走过车站走过广场走过国境线”，“要到很远的地方”，（李亚伟《进行曲》）有破除一切的豪气，“要发作大脾气要暴跳如雷……要把偶像砸掉……提着板斧打富济贫。”（万夏《莽汉》）有藐视一切的狂妄“听着吧，世界，女人，21岁或者/老大哥、老大姐等其他什么老玩意/我扛着旗帜，发一声呐喊/飞舞着铜锤带着百多斤情诗冲来了/我后面是调皮的读者，打铁匠，大脚农妇。”（李亚伟《二十岁》）这群腰间挂着诗篇的壕猪幸福的流浪，在人生旅程中大步前行，他们感到路不够走，女人不够来爱，世界不够拿来生活，病不够生，伤口不够来痛，也不够用来哭……他们用酒，用豪情，用惊世骇俗玩儿命的生存状态，来表现着这群壕猪对于时代的楔入。
　　莽汉主义者认为诗歌并不只是传统观念中纯粹的诗歌，而是对诗人生活的抒写，思想文化专制是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愈演愈烈，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摧毁着一切与之相异的文化，以至于到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思想文化才渐渐涌入中国，当时的青年一代极度想逃出文化专制的牢笼，寻求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于是内心所积压的焦灼、痛苦和压抑使莽汉主义从诗歌中找到了出口。“我们都是猎人而被狼围猎/朝自己开枪，成为一条悲壮的狼用厮混超脱厮混/用悲愤消灭悲愤/然后骄傲的做人”。（李亚伟《论文发表硬汉们》）“我不过是一种姿态向另一种姿态间发馊/我不过是吐出自己的腔肠/吐出自己的口沫鼻涕/向生活放一次血债”。（马松《生日》）他们通过对科学、道德、美丽及其对自己的怀疑和嘲弄进行对传统的反叛。“中文系是一条洒满钓饵的大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网住的鱼儿/上岸就当助教，然后/当屈原的秘书，当李白的随从/然后再去撒网……有事，一个树桩般的老太婆/来到河埠头——鲁迅的洗手处/搅起些早已沉滞的肥皂泡/让孩子们吃下，一个老头/再讲桌上爆炒野草的时候/放些失效的味精/这些要吃透《野草》、《花边》的人/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李亚伟《中文系》）他们不仅嘲弄着传统文化同时也嘲弄着自己，“伙计，我一分为二/把自己掰开交到你的手头/让你捏住了舵，”“在这个世界上，我是谁都可以握在手中的铁的事实/是窜来窜去的证据/是太阳从地球上一棒捅出来的老底”，“我是生的零件、死的装饰、命的封面/我是床上的无业游民，性世界的盲流/混迹于水中的一条鱼，反过来握住了水，”“我是一年三熟的儿童，”“我是一只弄脏了天空的鸟”，“我是一个叛变的字”，“我是人民的零头”。（李亚伟《自我》）“我早已下海，天天寻找归宿，天天归在钱上/没有什么傻逼哲学教我，我就已经顽固不化”，他们化美为丑，把女性物化，“你是柔软的发卷柔软的下腹部柔软的省略部分/你是肮脏的公共厕所是完整的排泄系统/你是突兀肿大的喉结坚硬的胡茬儿……你是胸前的奶渍是邋遢的衣着是花花绿绿的尿布……”“你是你是钢窗是水塔是烟筒是迫击炮是密集的火力/你是初次造爱的恐怖是破贞后的啜泣/这样的事我们干他一千次”（胡冬《女人》）“女人，请继续你的月经和慈爱”（万夏《一生》）“一年中坐在树下望风的日子/栗子落进你怀里/二月的风景与他无关/仍旧织麻，观看到自己的双乳”。（万夏《农事》）莽汉主义诗歌的这些反叛和嘲弄并非完全彻底的否定传统，而是在戏谑的同时坚持扬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立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开辟了诗歌创作的另一个领域。
　　莽汉主义站在诗歌的风向的前沿，把川东口语引入诗歌创作，形成了川东口语化幽默的独特语言风格在80年代的诗歌领域独树一帜。莽汉成员都来自四川，在那里土生土长，他们把川东方言融入现代汉语系统，把四川话和普通话相结合，以原生态的民间口语更直接的表现生活表现诗歌，语言的幽默信手拈来毫无做作刻意的痕迹。“古人宽大的衣袖里/藏着纸、笔和他们的手/他们咳嗽/和七律一样整齐……这些古人很少谈恋爱/娶个叫老婆的东西就行了/爱情从不发生三国鼎立的不幸事件/多数时候去看看山/看看遥远的天/坐一叶扁舟去看短暂的人生……这些乘坐毛笔大字兜风的学者/这些看风水的老手/提着赋去赤壁把酒/挽着比、兴在杨柳岸徘徊/喝酒或不喝酒时/都容易想到沦陷的边塞/他们慷慨悲歌/唉，这些进士们喝了酒/便开始写诗/他们的长衫也像毛笔/从人生之旅上缓缓涂过/朝廷里他们硬撑着瘦弱的身子骨做人/偶尔也当当县令/多数时候被贬到遥远的地方/写些伤感的宋词。”（李亚伟《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一九八六年，朋友在烟圈边等我，然后携烟圈一起离开大路/一九八六年，火车把夏天拉得老长，爱人们在千万根枕木上等待这个瘦高的男人……一九八六！一九八六！/你埋葬在土地下的内脏正在朝北运行/你的肩膀，在正午的湖北境内朝北转站/这样的岁月，无尽的铁轨从春天突围而来恶狠狠朝江边酒楼一头扎去。”（李亚伟《一九八六》）“我的脑袋在诗句中晃过我的身体在一片金秋天下朝你出发/好季节啊这地球长满酒店老板肥而又壮/来一场大丰收我真想/迅速溜遍中国/把日子混个透”（李亚伟《我和你》）“回到草原/你肥硕的身躯粗暴地占据了她的眼睛/所有的窗户都被迫打开，交给阳光慢慢的日/秋天的草原一片懒散，你冒完皮皮/回到村里/顶着牛角打铁，在屋后开火锅/让成熟的麦子一个劲儿地往村外长去，拥挤不堪/被迫落在妇女们手中，被捏着脖子/交给了公家……收割的季节被划拳行令的手势掌握着/他说四季财，你就又去打铁/骑在风箱上用软硬兼施的调子炮制农具”用语言交换着实物，凭肌肉领走了其他人的工资。”（李亚伟《秋收》）
　　莽汉们用悖反常理的姿态，粗鄙的手段，没有顾忌的嘲弄，放肆的语调挑战着传统文化，声称：“再跟现有文化找茬的同时，不能过分好学，不能去找经典和大师、做起学贯中西的样子来仗势欺人，更不能写经典和装大师，要主动说服、相信和公开承认自己没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一个史无前例的起点”③。莽汉们做到了，他们对文化的“反叛”与“超越”，创作出一批惊世骇俗、不合时宜的诗歌作品。他们公开叫嚣没有文化，却坚持着诗人的信念对生活发出呼喊，对时代展开记录，对现实进行嘲讽，是80年代愤青生活的纪实。
　　参考文献：
　　[1]李亚伟.“英雄与泼皮”[J].诗探索，1996，（2）.
　　[2]李亚伟.英雄与泼皮[A].壕猪的诗篇·文选[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