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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刊历来关注国家的荣辱兴衰。去年九月以来日本政府策划的钓鱼岛闹剧及其持续发酵，令本就不和谐的中日关系彻底陷入了“冰点”。回顾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中国人民充满了强烈的耻辱感，钓鱼岛事件再次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钓鱼岛事件的发生，让本刊觉得很有必要对日本的文化特质做一些剖析，试图从这些文化基因中解读近代以来这个国家为何对中国是如此的霸蛮和不友善。相信读者读了这些文章后。会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一

　　文化比较学科虽然兴起比较早，但其研究的发展进度并不是非常显著。究其原因有许多要素和背景。按照目前的看法，文化比较研究的难点之一就在于文化比较的基准非常难于把握。换而言之，无论两个民族文化体之间相似度如何，但每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精神及其文化表象发展都有其历史背景和原因。难点之二就在于研究者在对其文化精神进行研究前，出于对近代文明的理解不同和研究者本人所处的文化圈的不同。已经形成了研究者个人固有的“文明文化”的概念范畴，并在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文化文明的“好”、“恶”的识别者。

　　从日本文化研究或中日文化比较的研究视野看，以往相关的研究成果不免都出现了上述的研究倾向。其中像目前为我国一些日本文化学者奉为经典的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一书就是如此。该书以象征日本天皇家族的菊花和日本武士的刀为研究契机，试图阐释二战时期日本军人效忠日本天皇的殉死精神和日本人的忠孝精神。对于一个生长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提倡平等自由的欧洲文明圈的学者来说，二战时期日本军人注重等级关系，并以死效忠日本天皇的忠孝精神可能在欧洲的文化史上实为特例和罕见，而对于生长在亚洲国家的研究者来说则对此颇不以为然。自古以来亚洲的文化精神中，效忠皇帝和誓死不做俘虏早已是人所共知的文化行为准则，并不是日本独家发明的文化精神。再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所归纳的所谓的效忠天皇的日本精神可能只是在近代以来日本皇权专制下所体现的一种带有特殊时代背景的精神体现，当然这些归纳并不能代表现代日本人的文化精神。

　　在我国学术界，有关中日文化比较以及日本文化研究的成果不少。其中像笔者在《文化差异与冲突》一书中，曾就中日两国的文化精神进行了比较研究。但是在其研究中，对于此前学术界所列举的我国文化精神中的“因循守旧”、“贪大求洋”等弊端能否真正代表古代或现代中国文化的精神仍持存疑态度。换而言之，严酷的自然环境和万恶的专制体制所造就的病态表象未必能真正把握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精髓。

　　文化本身是流动变化的。抛开时代的背景单纯就文化而谈文化显然并不能分析其变化的过程。

　　鉴于上述认识，在这里笔者拟以日本古代文化特征为研究线索，从战后日本经济社会的变化中，试图探讨和分析现代日本文化变化的倾向、表现，并以此探讨影响现代日本文化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向的原因要素。当然，对于一个时刻在发展变化的文化体来说，这些探讨和研究虽然试图从“过去”的文化表象史中去寻找，但其研究本身而言，仍然具有片面性和以偏概全的弊端。

　　二

　　传统的日本文化史研究比较注重对日本的文化现象进行追根朔源，试图从日本的文化典籍中搜寻其对文化现象的解释。但是事实上，日本的地理和自然环境不仅影响了日本文化产生的模式和日本人的文化心理，而且这种早期基于本国的地理和自然环境而形成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精神也左右了日本在引进中国的唐宋、荷兰以及欧美等外来文化时的文化价值模式。换言之，日本四周环海与欧亚大陆相隔的自然地理、传统渔业和小面积水稻种植的生产方式以及火山喷发地震海啸的自然灾害等地理和生产方式所形成的日本本土文化精神和文化思维模式左右和支配了对外来文化吸收的方式和方法。

　　与众多的大陆国家不同，日本四周环海，古来鲜有与外界交流和往来的机会。早期日本了解外界知识的窗口是从日本渔民海上遭遇台风后，在偶然的机会漂泊到中国东南沿海获救回国的漂流民。在中国的隋唐时期，日本人开始通过遣隋使和遣唐使来获得中国的文化。但是日本派往海外的只不过是为数不多的使节、留学僧人而已，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也大多是从随行人员带回的书籍中得来的。这样，孤立于欧亚大陆的日本自古就养成了对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对外界的敏感。

　　日本对外界知识的好奇心和强烈的学习欲望在中国的隋唐时期表现的比较明显。隋唐时期日本不仅将中国的儒学和佛教典籍、政治制度、建筑、绘画，而且还将中国贵族的生活方式、音乐等引入到了日本。我们从今天的日本奈良、京都古城遗址和历史文献资料看到，当时的日本不仅将唐朝的长安和洛阳城按比例缩建了奈良和京都城，而且还兴建了类似长安和洛阳城的大街和皇宫及城墙。

　　日本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在日本历史的沉积中，形成了其特有的文化心理特征。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有着独特的朴素美感的文化。诚如所知，日本岛内面积狭小，资源有限。在这样的自然选择结果中，日本人在有限的空间和资源材料中所追求的文化审美观，体现在其文化创作中的结果就是朴实和小而精。其中，日本文化心理的这种倾向在古今的建筑、器具、饮食乃至庭院等都有体现。在建筑上，我们今天通过发掘的奈良和京都古城遗址结构可以看到，古奈良和京都城虽然仿效了唐朝的长安和洛阳，但是其城郭的建筑规模及街道要远远小于当时的长安和洛阳城。中日古代园林学者通过文献调查发现，日本的古代园林庭院中，无论是源于日本本土园林艺术的园林，还是借鉴了古代中国南方园林元素的园林大多巧借周边自然地势。引水入园，并配以石笼和树木点缀，庭院整体上精巧，宛如自然山水的缩微版。熟知日本传统料理文化的人大体知道，以生鲜鱼贝为主要材料的日本饮食在食材选用上简单，但色彩搭配丰富，给人以美感。为此，人们将日本料理形容为是用眼睛享受的艺术品。

　　第二，团体意识强。有关日本人的团体意识问题在相关的日本研究中多有论述。这些论述理由或从战后日本企业文化中的员工社会归属感阐释，或从日本中世纪以来的武家文化中寻找答案。如果我们从中国现存的企业机关的老干部办以及仍然存在的机关企业包办的退休金制度所形成的中国机关企业的社会归属意识的比照中可以发现，日本企业的终身雇用制度并不是形成日本社会团体意识的真正理由。另外，日本中世纪以来的武家中武士的忠诚换来的社会团体意识同现行日本企业文化的归属感只是日本团体意识的表象，而非这种团体意识的形成原因。从日本古代的社会合作结构看，日本传统的渔业等社会生产不同于大陆的家族为单位的农耕文化，古代日本的外海渔业捕捞需要布网、瞭望、投枪、观潮、掌舵等各种专业的分工合作才能捕捞到生活上必须的食材。传统的渔业捕捞分工使得日本人养成了从团体合作中求得生存的思想，并依据个人的技能形成团体内的稳定关系。日本的这种团体意识一方面使得日本在战后短短的几十年中，成功地将日本的汽车、家电等工业品推向了世界，另一方面，日本的这种团体意识养成了公司和国家机关在遇到重大责任事件时谁都负责谁又都不负责的弊端。

　　第三，尊崇强者。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善恶教育是在儿童时代就开始的人生启蒙教育。相比较而言，日本的文化价值取向中向无善恶的区分。“新选组”原本系日本明治维新中活跃在京都的保护幕府的“贼军”，西乡隆盛也是维新中发动西南战争反对维新政府的“贼军”。但无论是“新选组”还是西乡隆盛不仅在各地设有纪念碑和纪念地，而且其事迹还被搬上了电视荧屏和漫画杂志。不仅如此，1853年率船来日迫使日本幕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美国舰队司令佩里不仅在神奈川其登陆地建有他的半身雕像，而且在开港纪念馆中还辟有专栏介绍。在日本各地设立的公共墓地中，不仅葬有甲午、日俄等战役中被俘滞留日本死亡的清军、俄军以及德军士兵的墓志，而且也埋有明治维新中反抗官军的“贼军”士兵的遗骸。如果说我们用佛教中恩怨平等的思想来解释墓地和寺庙中“贼军”和“敌军”一起祭祀的话，那么西乡隆盛和佩里等人的纪念碑则不是用佛教中的恩怨平等所能解释得清楚的。事实上在传统的日本文化价值观中，本无善恶之分，只有强弱之别。西乡隆盛、佩里等人之所以备受尊崇不是因为其人有可资表彰的善行，而是他们有令人生畏的强者之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在中国之所以被奉为四大名著之一，主要原因是在罗贯中笔下贬曹赞刘，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是善者的化身。中国人由此还将《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奉为神，放在关帝庙中祭拜。日本人对《三国演义》同样爱不释手，但日本人更推崇的是罗贯中笔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渴望强者和尊崇强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在近代以来日本的外交结盟中也可见一斑。明治维新政权成立后，伊藤博文等日本当政者之间曾就日本外交结盟对象产生了争执。主要争论就是日本在结盟对象中是选择贫弱的清国。还是选择外强中干的沙俄还是日益强大的“日不落帝国”英国。争执的结果是日本选择了同英国结盟。日英的三次结盟一直持续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才宣告解体。在其后的日本外交战略选择中，日本不仅抛弃了与英国的传统同盟关系，而且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选择和德国法西斯结盟，形成了反英美同盟，进而在1941年12月与英美不宣而战，挑起了太平洋战争。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又很快同昔日的敌人——美国携手，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抱上了美国的粗腿。固然，国家外交政策事涉国家根本利益，昔日的敌人可能就是今天的盟友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从近代日本外交三次盟友上的选择上也可以窥见日本文化价值观中只有渴望强者和尊崇强者的文化，丝毫没有同情弱者和善恶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