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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孟晓骏，王阳和成冬青在中国也是屡受挫折，成冬青果然是老老实实的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可是天生没有幽默感的他上课总是得不到学生的喜欢，而成为学生的睡觉课。这和他后面在公众场合基本不讲人话，经常胡诌开玩笑的性格形成了对比。在外面偷偷地给教导主任的孩子代课，却拿不到一点工资。感觉很悲催，但是却让观众看到了成冬青一个最大的性格特点，忍。学生上课睡觉，他也只是傻傻地笑；教导主任不给钱，他回去也不和苏梅说，只是默默地忍着，还骗苏梅自己很好很好。这种乐观的，安之若素的性格，也为成冬青在后面的成功作出了铺垫。

　　影片的中后部分，是三人开始创业的过程。在成冬青的带动下，三人成为了中国第一批创业者。但是在创业的过程中，三人的矛盾开始爆发。成冬青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年轻人，在大学期间对孟晓骏就存在仰视的看法。从他第一次面对签证官，说自己最崇拜的人，他说孟晓骏开始。所以在孟晓骏入主新梦想以后，他才是新梦想最大的领导者。孟晓骏的任何意见，王阳不参与，成冬青也不反对。孟晓骏本来就在美国受到了打击，自尊心更加受不得半点的打压。然而在新梦想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孟晓骏犯了“资本求快，教育求稳。”的错误。在新梦想上市的道路上，成冬青终于对孟晓骏说出了“NO”。两人的矛盾在此刻成为了本片的中心。

　　孟晓骏本来就对成冬青获得的巨大荣誉觉得不满，他认为为新梦想操劳最多的是他，可活得最光鲜的却是成冬青。于是，关于公司上市的问题，成为了成孟二人之间的导火索。而两人的性格上，成冬青一直是一个温和的隐忍派，在矛盾冲突爆发时，往往是以忍让为先。关于股份制改革和关于张冀是否留任的问题上，就可以看出来，面对孟晓骏的咄咄逼人甚至是带有一点侮辱性质的提问，成冬青总是笑着化解矛盾。但当这种咄咄逼人突破忍耐的底线，两人的矛盾在上市爆发，王阳的性格柔和，作为成孟的中间人，始终在调和着两人的矛盾。但两人的矛盾在剧情带动之下已经无法调和。矛盾终于在王阳婚礼之后有了结果，王阳和孟晓骏离开，而成冬青独立一人引领新梦想。

　　在很多电影中，导演往往喜欢以调和主义来中和电影中的大矛盾，如李安导演的《喜宴》[3]等。而陈可辛导演在这里同样是使用了调合主义的手法。他选择用更大的外部困难，即美国EES指责让三个重新回到一个战线。这种调和主义的手法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成孟二人性格上的不和，而解决性格矛盾上的问题，竟是成冬青依靠经济力量与言语为孟晓骏挣回脸面，影片在最后重要的高潮场面上发生了错位。[1]“陷入了霍元甲，叶问和黄飞鸿时代的终极解决方式：和洋人打一场擂台，战胜了洋人，获得了意淫式的虚幻满足。在影片高潮场面，三兄弟重新站在了一起，曾在美国受挫的孟晓骏，从来没有到过美国的成冬青，被美国女友当作超重行李舍弃的王阳，面对侵权指控，慷慨陈词，一洗心头愤怒，并解决三兄弟之间的矛盾根源——上市问题，让华尔街响起了新东方上市的锣声。观众也在虚幻的擂台上，看到山姆大叔被打倒在曼哈顿甚至华尔街，再一次获得了意淫的满足。”

　　二、别具一格的视听语言

　　（一）互相交织的角色画外音

　　声音的元素在影片中有大量的使用。而最引人注意，同时也是最具有带入感的莫过于“平行蒙太奇”的剪辑中，三个人与EES的谈判桌上的勾起的回忆。全片的时间其实是在2003年EES控诉新梦想盗窃教材的纽约听证会。通过插叙的方式，随着中美双方在话语上的不断交锋。由三人互相引出回忆，回忆从1980年到2003年这中间，三人所走过的历程，以及对方的改变。

　　在大量的影片中，往往会有一个全知视角的出现，如张艺谋的《红高粱》中的我，表述我爷爷和我奶奶的事；有如其另一部作品《我的父亲母亲》中的我（表述我的爸爸妈妈）；而在《中国合伙人》中，并不存在全知视角，三个人往往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和看法上产生回忆和叙述，这样多个第一人称叙述很想电影《罗生门》的形式与结构。在让观众了解故事本身的过程中，同时通过叙述者的谈话方式与语气表达片中角色的关系。这种叙述视角有模仿《社交网络》之嫌，但比社交网络显得更为缜密复杂。这种多主体旁白叙述的视听处理，不但可以让观众感受到角色青年中年的对比，同时也影响着本片的视听语言风格。

　　（二）画外音与同期声的交替使用

　　画外音与同期声的切换剪辑，大大增加了影片剪辑的流畅度和自由度。在三人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有这样一场戏：孟晓骏问成冬青最想去哪里，成冬青说，最想去天安门。正当王阳和孟晓骏因成冬青大胆新奇的想法吃惊的时候。成冬青的画外音响起，说“孟晓骏告诉我，那时候，每个人最想去的地方，”此时再接孟晓骏的叙述“美国”。这样的剪辑既加快电影的剪辑节奏，同时带给人轻松明快的感觉。

　　（三）精致的光影运用

　　说起中国合伙人中最有特色的镜头莫过于王阳陪两人打乒乓球的那一幕。在剪辑上运用了交替蒙太奇的手法。在成孟两人产生矛盾的时候，先是成冬青和王阳打乒乓球，在每次谈论到一个高潮的时候，换上孟晓骏和王阳打球，同样的是谈到高潮部分，再换回成冬青与孟晓骏打球，依此类推。摄像杜可风通过窗户拍摄王阳一个人的镜头，并映射出成冬青与孟晓骏在镜子中的影子，与王阳重叠。这种镜头的运动生动地表现了王阳为两人调和矛盾的无奈。同时，明快的镜头语言把两人的矛盾和王阳的无奈用打乒乓球这一场戏轻松明快地表现出来。

　　另外在大舞台发表演讲的时候，导演和摄影配合说话人用了极具现场感的纪录片镜头，如“甩”“急推”和“急拉”等等，“增加临场感的同时，也让观众感受到梦想的力量”。[4]44

　　在颜色上，本片并没有什么鲜明的特色，但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比如苏梅和成冬青分手那场戏。成冬青的镜头里是黄色的暖色，表面成冬青对苏梅还有着深厚的情感，而接下来的镜头是苏梅在街上，身后是滚滚的人流和汽车。在镜头的内部关系上，整个镜头把苏梅孤立出画面，在颜色上，后景的人流和汽车呈现出一种冷色调，形象地表现出苏梅的孤单和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