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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作为导演张艺谋回归文艺片之作，影片《归来》得益于严歌苓小说原著的叙事结构与文学内蕴，将一段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爱情悲歌阐释得唯美且诗意。该片的电影改编虽只截取了小说原著中的一部分，却完整地继承了小说蕴含的文学性与艺术性，故事的删减伴随着情感的放大。影片的诗意美学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革”时代背景，将时代给予人们的肉体上的疼痛化作精神上无法愈合的伤疤，在爱情悲剧的裹挟下呈现在观众面前。
　　【论文关键词】张艺谋；《归来》；诗意叙事；美学意象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作品绝大部分改编自文学作品，折射着文本印记的影像画面在镜头语言组织下呈现出强烈的文学性与艺术性。文学作品给予了张艺谋电影厚重的文学底蕴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而张艺谋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则给予观众解读、理解原作的直观、立体的影像媒介，可以说张艺谋的文学改编电影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对原作起到了反哺的积极作用。从1987年的《红高粱》开始，张艺谋接连几部作品都改编自文学作品，小说当中所流露出的强烈的时代气息与张艺谋独具个性的影像风格交融于一体，形成极有艺术魅力与艺术张力的影像画面。张艺谋的艺术片之路始于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在镜头语言的拿捏与画面构图、色彩运用的过程中，形成其极具个人意识，兼顾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双重艺术维度的艺术风格。经历过一系列商业大片的摸爬滚打以后，张艺谋在国际上获得了更加广泛的知名度，在国内也巩固了自己的个人票房号召力。
　　因此，电影《归来》被看作是张艺谋经历商业大片的创作探索之后，对于艺术片的诚意回归之作。同样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归来》以别样的视角再现了关于“文革”的一段历史记忆，影片以诗意唯美的镜头语言消解了“文革”带给人们肉体上的创伤，将所有的痛苦与创伤化作精神上无法愈合的伤疤，在爱情悲剧的裹挟下呈现在观众面前。影片《归来》在张艺谋的执导之下呈现出现实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双重艺术维度，弱化甚至消解了“文革”带给人们的肉体创伤，将那个时代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完全以隐喻符号化的方式融入冯婉瑜的精神世界中，以诗意和温情抚平了历史与时代留在人们心头的伤疤，实现了文学文本与电影文本的对接。
　　一、“诗意化改编”——改编过程中的删减与模糊处理电影《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著名长篇小说《陆犯焉识》的尾点，对于小说原著的大刀阔斧的删减使电影《归来》的叙事视角更加集中于陆焉识和冯婉瑜二人的爱情世界，“文革”时代背景在电影中浓缩为一场追捕外逃回家的陆焉识的惊险场景点到为止，并没有过多地描述“文革时期”的社会图景，“文革时期”已化作一抹时代底色衬托于影片人物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当中。对“文革”历史背景的模糊处理并没有减少影片所营造的时代氛围与历史色彩，相反，在冯婉瑜的心因性失忆与“文革改造”后归来的陆焉识不断证明自我身份的戏剧冲突的拉扯下，属于整个时代的创痛被浓缩在这样一个既普通又特殊的家庭当中，在二人爱情悲剧的发展过程中时代的创痛又被不断放大。
　　张艺谋在电影改编的过程中，对于小说《陆犯焉识》的大刀阔斧的删减，或者说是从小说当中截取了一个段落进行改写，最主要的目的是简化故事内容和主题，让电影跳脱出严歌苓在小说当中勾勒的庞杂的叙事体系，去繁求简地使影片成为一部具有时代印记的爱情电影。删减、截取和改编的目的是将电影明确的类型化，让观众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陆焉识与冯婉瑜的爱情悲剧上，透过二人跨越时空的爱情悲剧反观二人所处的时代背景，让观众自主地去审视历史的错位以及属于那个时代的集体悲剧。而非严歌苓在小说《陆犯焉识》当中着力描摹整个“文革时期”的社会图景，塑造在时代变迁与政治动荡当中浮浮沉沉的陆焉识这一知识分子形象，透过历史去审视以陆焉识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男性的人生起伏与精神世界。张艺谋的电影《归来》与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几乎完全以两个相对立的角度完成了叙事与主题表达。
　　对于原著内容的简化，不仅改变了电影的叙事视角，同时也改变了叙事主体，从小说原著中以陆焉识为叙事主体转变为陆焉识与冯婉瑜共同成为叙事主体。但是，叙事主体数量的增加并没有使影片叙事变得复杂，反而从小说原著中的庞大个人叙事中解脱出来，完成了陆焉识与冯婉瑜二人单纯的爱情悲剧叙事。在严歌苓的小说原著《陆犯焉识》当中，陆焉识是核心人物，小说叙事跨越漫长的时空维度，细致地描绘了陆焉识从和平年代到动荡岁月跨越几十年的生活境况，其感情生活、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都成为严歌苓在小说当中关注的重点。因此，在小说《陆犯焉识》中的陆焉识是更加立体的，也是备受争议的人物形象，严歌苓在小说当中倾注所有的笔墨关注陆焉识在时代变迁中的成长。但是，经过张艺谋的删减与改编，叙事主体变成了陆焉识与冯婉瑜两个人，而小说中复杂且具有争议的陆焉识也被扁平化，张艺谋消磨掉陆焉识身上的棱角与不确定性，使其成为一个确确实实的遭受“文革”迫害的知识分子形象，落实了陆焉识的身份及性格。
　　同时，故事内容的删减将二人重逢后的故事情节扩大，冯婉瑜成为影片中主要人物之一，在小说中时常被隐去，成为男性叙事配角的女性被推向了影片叙事的前方。在张艺谋的删减与放大过程中，冯婉瑜代表的女性形象成为叙事的主体、被关注的主体，成为历史中实实在在的存在。张艺谋的改编过程中也因此体现出十分强烈的女性主义，对于冯婉瑜的注视与描绘使得严歌苓原著当中蕴含的女性意识更突出地表现出来，历史给予人们的创痛不仅体现在以陆焉识为代表的男性身上，在女性身上体现得更为深刻彻骨。
　　此外，影片《归来》对“文革”历史的模糊处理，目的是让人物的情感和情绪表达得更为单纯、深刻，在经历过动荡不安的岁月，一切尘埃落定以后，陆焉识与冯婉瑜在岁月的洗涤之下只留下真挚的情感。对历史的模糊处理，简化了人物的形象，也简化了观众对于人物和故事的过分解读，使影片爱情主题的表达更为突出。因此，对历史的模糊简化处理并非是对历史厚度的打薄，反而是在增加二人情感厚度的同时形成了对于历史的反观，将历史化作底色涂抹在叙事的过程中，以诗意消解了历史的伤痛，并将这份历史的疼痛融入二人的爱情悲剧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