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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民法方面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公民享有对个人信息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越来越重视对个人私人领域的支配和控制，对隐私权的保护也越来越看重。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得让个人信息的公开传播越来越容易，这对隐私权的保护提出了新的严峻课题。但是，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关于隐私权的独立规定，隐私权是作为名誉权的附属而存在的，并未被设置为独立的人格权，对隐私权的保护采取的也是名誉权的保护方式。只有那些刺探个人隐私，恶意散布他人个人信息造成被侵权人名誉受损时，被侵权人才能以请求名誉权的保护的方式获得法律保护。可想而知，这种间接的保护并未直指公民的个人隐私权，可能造成名誉与隐私界限的混淆，并不能达到真正保护隐私权的目的。并且，对于一些并未造成名誉权受损的侵犯隐私的行为，如打探他人生活细节，跟踪他人活动并上传到网络的行为，因没有侵犯名誉权而将无法追究其民事责任。但这些信息亦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并且将给当事人造成极大的困扰，因此确定隐私权独立的法律地位，对规范“人肉搜索”行为起着至关重要。例如，王利明在其起草的民法典草案中就设置了专章用于保护隐私权，设置在人格权篇的第五章第二节，这种独立的安排就使隐私权以独立的人格权的形式在法律上得到明确认定，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模式。

　　（二）刑法方面

　　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刑罚是最为严厉的制裁措施。只有在罪行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才会受到刑法的调整。因此，虽然“人肉搜索”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直接用刑法进行规制还是过于严苛。理由如下：首先，“人肉搜索”侵害的最主要的是隐私权，但我国法律体系对隐私和隐私权的概念和内容并没有明确定位，国内学者之间也存在着争议。所以，依据犯罪要件构成学说，把“人肉搜索”纳入刑法的范畴将缺少直接的客体。况且，并不是所有的“人肉搜索”都是违法的，因公共利益而对政府官员或违法行为开展的“人肉搜索”，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表现，就具有正当性。其次，“人肉搜索”的案件以网络为载体，传播迅速，涉案范围广泛，因此，存在着立案前期难以确定责任主体，归案后难以定性和举证等问题，这就造成了“人肉搜索”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最后，刑法具有谦抑性，是最后的保障手段，这就要求在可以利用其他法律手段对“人肉搜索”进行规制的情况下就不动用刑法，否则将不利于公众行使言论自由和监督，并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法分子的行为不受刑罚的制裁。一些证据确凿，损害极大，影响极深的“人肉搜索”案件，触犯到刑法需用刑法来调整时，绝不姑息手软。

　　“人肉搜索”一直受到广泛的热议和关注。一方面，“人肉搜索”对于监督机制尚不健全的我国，确实在维护社会正义、监督公权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的快速发展和广泛使用及其虚拟性的特点，缺乏相应规制的“人肉搜索”很容易超出必要限度而造成侵权。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出台了一个规定，对网上个人信息圈定了一个保护圈，是网络侵权保护方面的一个大的进步。但将规定落到实处，仍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充分发挥“人肉搜索”的积极作用，降低“人肉搜索”的负面效应，在公民的权利自由和侵权保护方面寻求平衡。这样，互联网产业才能更加迅速健康的成长，人民才能更加得益于此。

　　[参考文献]

　　[1]刘德良.网络时代的民商法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

　　[2]许章润.犯罪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3]王利明.人格权法新论[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4]王泽鉴.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5]杨立新.人格权法专论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