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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市场化中央银行制度的确立是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重要成就之一，也是我国一系列金融制度变迁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从机构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的启用以及央行制度渐进转轨面临的挑战等几个方面对我国中央银行制度变迁进行简要地回顾与评析，与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职能进行了对比，并对我国中央银行实现货币政策调控由数量向价格型转变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中央银行制度；转轨经济；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83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3）10-0026-05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10.06
　　在转轨经济的理论研究中，专门针对中央银行制度变迁的文献并不多①。一方面，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中，只有形式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只是履行简单的支付结算职能，谈不上对宏观经济金融的调控和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另一方面，对转轨经济中央银行的讨论更多集中于其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上，即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上，这也是当前市场经济国家中央银行制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唯转轨经济所独有②。因此，转轨经济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过程就是恢复和重建市场经济中央银行的模式和职能的过程，我国的中央银行制度也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步展开的。由于实行"大一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我国在1978年开始逐步恢复和完善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制度，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与变迁，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银行制度已经初步确立。在此过程中，我国究竟应该建立什么形式的中央银行制度体系，它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机制体制、基本职能、目标体系、政策工具和操作平台，一直处于不断的变迁和探索中。本文试图从机构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启用或放弃以及渐进转轨中央银行面临的挑战等几个方面，回顾与评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银行制度变迁。
　　一、中央银行制度变迁下的机构调整
　　机构调整是转轨经济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基础，也是完全确立中央银行在宏观经济金融调控地位的基础。与我国经济改革实施渐进转轨模式相一致，我国的中央银行的机构变迁也沿袭这一理念，是一个渐进过程。这种变迁模式具有逐步试错的优点，但也可能使转轨的过程变得很漫长，产生额外的成本[1]。本文以中央银行制度确立的标志性事件为分界点，将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央银行机构渐进调整分为四个阶段（见图1），我国市场化的中央银行制度也正是在历次的机构调整中得到逐步完善。
　　（一）1978-1984：中央银行机构的恢复与建立
　　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从而开始了恢复金融、重构金融组织体系的工作。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央银行制度的恢复与建立阶段也是深化认识银行概念与性质阶段，通过将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职能的分离，初步建立了我国银行金融体系。中国农业银行1979年3月重新恢复成立。不久，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也分别从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分离出来。1983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性质与地位。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承担了原有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金融经营业务。至此，我国新的银行金融体系初步形成，中国人民银行在机构设立上完成了同专业银行的分离，逐步向中央银行设计上靠拢，恢复中国人民银行应有的中央银行性质。
　　（二）1984-1994：中央银行机构的初步实践
　　此阶段是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也是经济发展尝试市场调控的阶段，不论是财政的还是货币的。尽管在此阶段没有发生大的机构调整，但却是中国人民银行履行中央银行职能的初次重要实践，很多具有市场特征的货币政策工具开始得到运用①，并且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作用，为以后的中央银行机构调整做了重要的铺垫。在此阶段我国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经济增长的波动很大，而且一段时间通货膨胀也呈现高位波动特征（见图2）。可以说我国中央银行尝试履行职能的一开始就面临着转轨经济特殊性的严峻挑战②，需要创造性地将一般货币政策工具与特殊的转轨经济相结合。
　　（三）1995-2003：中央银行机构的逐步完善
　　随着我国经济金融业的逐步发展，将金融诸多监管职能集于一身的中央银行模式不再适应经济的整体发展，我国中央银行机构设置从外部到内部都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整，使中央银行的工作更加集中于货币政策和宏观金融领域。1995年3月正式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为这些机构调整奠定了法律依据。从外部调整看，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专门行使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中国人民银行保留对证券机构的监管权。1997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由证监会统一管理证券行业，中国人民银行不再行使对证券机构的监管权。1998年11月中国保监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将对保险公司的监管权移交给中国保监会。这两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使中央银行能够更加集中精力加强宏观调控，强化对银行业以及除证券和保险之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从内部调整看，1998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对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撤销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在全国设立了9个跨行政区划的分行。此项改革突出了中央银行组织体系的垂直领导，强化了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一时期的机构调整使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更加集中于宏观金融领域和货币市场。
　　（四）2003-现在：中央银行机构的成熟与发展
　　由于在原有的中央银行法框架下，中央银行兼顾制定货币政策与监管银行，不仅分散了精力，而且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同时与我国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理念不一致。因此，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另设机构成为必要的步骤，2003年4月设立了中国银监会。200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从法律上厘清了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的职责。至此，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中国人民银行的机构调整，我国最终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框架。根据2008年7月国务院对人民银行职责、机构、人员做出的新规定，赋予人民银行诸多重大金融问题的协调职能，强化人民银行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强调人民银行在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和监测跨境资本流动的职能；会同有关部门制定金融控股监管规则等。二、中央银行制度变迁下的货币政策工具
　　中央银行熟练的选择和运用各类货币政策工具来调控宏观经济金融运行是成熟中央银行的重要标志之一，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的类型、选择范围及其创新又内生地受到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市场成熟程度的制约。由表1可知，我国中央银行实际上是在不同的时点上陆续启用了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工具，反应了这方面的特征。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已经得到了丰富和完善，但目前仍然以相机决策、临时性和数量型工具为主，带有一定的模仿性[2]，与以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为主的成熟市场经济中央银行相比，仍然存在较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一）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传统工具与创新工具
　　目前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体系应该说已经具备了市场经济中央银行调控的所有基本工具且有所创新。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以贷款限额和再贷款控制等有计划色彩的方式调节银行的信贷行为。1984年启用存款准备金制度和利率工具，货币政策逐步向间接调控转变。1997年银行间债券回购业务开展，为中央银行通过开展公开市场业务奠定了基础。为进一步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创新性地启用中央银行票据。2007年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的顺利发布，为建立完善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奠定了基础。2013年初创设了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工具和常设借贷便利，在银行体系流动性出现临时性波动时相机运用。我国中央银行的配套金融创新也不断推出，2005年5月人民银行重新启动企业短期融资券，2008年启用了期限更长的中期票据，先后推出债券远期交易、人民币利率互换试点、远期利率协议、人民币对外币远期业务、外汇掉期交易，进一步丰富了金融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和避险功能，从整体上完善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