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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左翼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等相关理论，结合新的时代特征，深入研究了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全面解析了与之相关的“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等问题，并就摆脱危机的出路提出了应对之策。这些研究对于我国正确处理生产与消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国家调控与市场调节的关系，以及正确理解“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美国左翼研究状况启示
　　2008年发端于美国、蔓延于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强烈地吸引着许多西方思想家的目光。凭借所处的地理优势及自身的研究背景，美国左翼学者站在了理论回应的最前沿。美国左翼学者对金融危机的根源、实质、影响及对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许多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关注和梳理他们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从中获取观察国际金融危机所需要的重要参考资料，深化和拓展我们的有关研究，而且有助于从中获取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国际借鉴，从而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美国左翼学者关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根源的研究
　　对于金融危机的成因，多数美国左翼学者并没有停留在表象观察层面，也不满意于美国主流媒体渲染的诸如金融制度体系的不完善、房地产泡沫破裂、政府监管松懈等操作层面上失误的解释，而是着力挖掘更深层次的根源。
　　1.新自由主义引发危机。综观近些年来世界经济的风云变幻，人们不难发现，集理论、思潮和政策于一体的新自由主义与经济危机紧密相关。因此，许多美国左翼学者很自然地将研究的视角转向它，并将其归结为此次危机爆发的根源。一些学者认为，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可以从新自由主义本身的特征中找到答案。麻省大学经济系教授大卫·科茨从SSA（The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理论出发，指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场积累结构型危机”，“是由新自由主义导致的”[1]。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美国经济，出现了不平等状况加剧、资产泡沫膨胀以及金融投机频繁的状况，最终酿成此次危机。著名左翼学者诺姆·乔姆斯基也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成为流行的定规并被人们所广泛遵守以来，国家的经济形势日渐恶化，社会民主程序也随之削弱。”[2]因此，金融危机根源于新自由主义。
　　2.资本主义发展的停滞引发危机。以俄勒冈大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佛蒙特大学教授弗雷德·马格多夫为代表的《每月评论》学派，着重强调此次危机的根源在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停滞。他们认为，从表面上看，这次金融危机是由次级抵押贷款造成的，但实质上则是由庞大的金融体系、强势的金融逻辑导致生产停滞的结果。由于工业资本主义实际的价值生产得不到相应发展，实体经济中缺乏对投资强有力的激励，导致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完全陷入了停滞状态。在此情况之下，现代资本主义越来越依靠金融部门来获取利润，以便将停滞推后，这就使得金融泡沫恶性膨胀并逐步与实体经济脱离开来，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
　　3.“生产过剩”引发危机。不少美国左翼学者还深入到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入手来寻找答案。美共副主席贾维斯·泰纳认为，“当今的危机是华尔街的贪婪和美国政府政策造成的，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引起的”。[3]罗伯特·布伦纳指出，当前这场经济危机根源于“全球生产能力过剩”[4]，这种产能过剩导致了资本利润率的长期下滑，投入的资本无法得到有效的回报，社会总需求长期处于萎靡状态。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美国著名左翼学者大卫·施韦卡特，他通过详实的数据分析指出，“有效需求不足与生产相对过剩”是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可供销售的商品数量激增，这就需要工人购买力的相应提高，但是，“资本家不是通过提高工资水平，而是以贷款的方式来提高工人的购买力。”[5]因此，社会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与生产过剩的矛盾从未得到解决。
　　4.资本利润率下降引发危机。西方左翼经济学阵营近来就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利润率是否呈现长期下降趋势、当前金融危机是否根源于资本利润率的下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批美国左翼学者在这一争论中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佩斯大学的安德鲁·克里曼教授，他依据美国官方数据（平均利润率在1941～1956年为28.2%，1957～1980年为20.4%，1980～2004年则降至14.2%），[6]推导出美国的平均利润率呈下降的总体态势。“当利润率和积累率下降后，就会造成一个或长或短的投机热和大量无法偿付的债务出现”[7]，最终导致危机的爆发。
　　美国左翼学者关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相关问题的解析
　　一些美国左翼学者着重关注了“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等能够注释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变化特征的基本概念，他们意识到只有明晰这些基本概念，廓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揭开此次危机的神秘面纱。
　　1.对新自由主义的多维度批判。这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风暴不仅凸显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而且使人们对曾经医治20世纪70年代“滞胀”良方的“新自由主义”丧失了信心。正如著名左翼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言，2008年将是“自由主义全球化终结的一年”[8]。因此，新自由主义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左翼学界所批判的焦点。
　　其一，关于新自由主义的阶级立场。大卫·科茨指出，新自由主义的阶级实质，即它“不仅代表金融资本的利益，而且还代表在国家调控的社会积累结构的危机时期和特殊历史条件下变得相对统一的资产阶级的利益”[9]。另外，大卫·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为了更好地维护其阶级统治，有效获得高额利润所采取的一项规划。“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最大受益者是金融家、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以及诸如计算机、互联网和大众传媒这些新兴部门的所有者。”[10]
　　其二，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运行规律。埃尔多安·巴基尔等人指出：自新自由主义兴起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较之战后“黄金时代”明显放缓，但“资本的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率之间的变化轨迹背离明显”[11]。由于受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利润逐步向金融部门转移，从而导致实体经济中用于积累的利润不断减少。另外，诺姆·乔姆斯基、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等人强调，当代金融体系是以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为主体的，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规定是允许市场的自由放任，然而在全球市场经济出现和运作过程中，政府却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并干预市场运行，这样无疑会产生大量矛盾，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2.对金融化的重新审视。其一，关于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热议，并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以大卫·科茨为代表，认为新自由主义的重构不仅“拉开了金融化的序幕”，而且为金融化“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在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受其影响，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规放松了对金融部门的监管，从而开启了金融化的时代。可见，“新自由主义的重构导致了金融化的发生，而不是金融部门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重建”[12]。另一派左翼学者则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其中，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教授认为，金融化正是在经济萧条不断扩大的情形之下产生的，它的迅速发展为新自由主义提供了滋生土壤。随着金融化的不断发展，大量的社会财富不断涌入投机领域，为了防止投机泡沫破灭，资本主义只有提高剥削水平，加剧社会收入及财富分配的不均。在此情况下，新自由主义制度应运而生，它能有效地保证垄断金融资本主义获取更多的高额利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新自由主义可以被视为垄断—金融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产物”[13]。
　　其二，关于金融化对资本主义的作用。有美国左翼学者把金融化视为一柄双刃剑。福斯特教授在《金融内爆与停滞趋势》、《垄断金融资本的时代》等文章中揭示了金融化对资本主义的双重效应。他认为，当前整个经济体系已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膨胀的信贷债务体系，金融化已成为弥补经济停滞的一种有效手段。然而，对于当今疲软的经济来讲，再有吸引力的金融工具也无济于事，它只会吹大金融泡沫直至其破灭为止，金融化的发展不但不会消除这一障碍反而会加速资本的过度积累趋势。有左翼学者不仅看到金融化的两面性，更强调它的负面影响。美共主席萨姆·韦伯认为，金融化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这主要表现在它“促使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了新的薄弱环节，使其变得不可持续”；美国国内“家庭债务、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像天文数字般堆积”；“美国历史上最多的财富由财富的创造者工人身上转移到财富占有者美国金融资本的上流社会手中”[14]，最终加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