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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必须正确处理国家调控与市场调节的关系。近些年来，以贸易自由化、全盘私有化、完全市场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依靠西方国家的强力推行、凭着“自由”等美好字眼，在国际上大行其道，并对我国产生一定影响。所谓“市场搞定一切”的观点在某些人那里成了信条，他们极力淡化、贬低、排斥计划机制及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突出市场功能，并不惜为此淡化公有制乃至鼓吹私有化，主张国有经济全面后退，旨在确立自由市场经济至高至尊的地位。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此缺乏积极的回应。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再次表明，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金融市场，单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是不够的，还必须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积极作用。大卫·施韦卡特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以及大卫·科茨、大卫·哈维等人对新自由主义危害的揭露，对于我们批判和抵制“市场万能”论、正确处理国家调控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一些西方势力又在热炒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话题，并将这顶帽子扣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头上，制造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矛盾，试图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归咎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从而转移国际视线，进而为其遏制战略造势。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4.必须正确理解“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①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不断发展，使一些人对“两个必然”的科学性提出质疑。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美国左翼西方学者重新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其中伯特尔·奥尔曼多次谈论“当代资本主义的死亡问题”，迈克尔·勒博维兹等人甚至直接呼唤社会主义的到来。美国等西方国家近期或多或少地显露出的经济复苏的迹象表明，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具有很强的自愈能力，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一些美国左翼学者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估计存在不足。西方发达国家经历多次经济危机，积累了应对危机的丰富经验，包括固定资本的更新、市场的扩张、信用的扩大、政府的干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其他转移危机的手段。应该说，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当代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尚未完全发挥出来，它决不会马上“死亡”。
　　但是，这次席卷欧美诸国的国际金融危机，无情地掀开了蒙在西方发达国家头上温情脉脉的面纱，再次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好时光”已经成为记忆。西方国家固然可以采取各种办法来应对危机，但这些办法终究治标不治本，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30]亦正如一些美国左翼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代资本主义必将因对社会协调发展和个人自由发展的双重阻碍而遭抛弃。就此而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必然”并未过时。“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前者强调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后者强调了资本主义灭亡的过程性，但是两者都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暂时性和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的正当性。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也是我们从美国左翼学者的有关讨论中得到的重要启示。
　　注释：
　　①“两个必然”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两个决不会”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