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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各项指数的全国平均值，以及±0.5标准差、±1标准差确定临界值进行制图分析，探寻全国地市层面四化发展指数的区域差异特征：①工业化指数的平均值为0.327、标准差为0.102、变异系数为0.311，高于平均值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的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及长江中下游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在北方能矿资源富集区也有分布，低值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南山地丘陵区、青藏高原区，与地区经济发展格局基本一致；②城镇化指数的平均值为0.248、标准差为0.163、变异系数为0.657，高于平均值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东北老工业区、西北能矿资源富集区及部分内陆重点城市，中部传统农区、西南山地丘陵区及西北大部的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与县域城镇化空间格局基本一致；③信息化指数的平均值为0.164、标准差为0.107、变异系数为0.656，空间差异特征与城镇化指数较为相近，高值区也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东北、西北及部分内陆重点城市，低值区则主要分布在中部传统农区、西南山地丘陵区及西北大部；④农业现代化指数的平均值为0.333、标准差为0.125、变异系数为0.376，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低值区主要分布在自然地理条件复杂多样的“胡焕庸线”沿线区域。总体来看，工业化指数和农业现代化指数的均值及变异系数大致相当，而城镇化指数和信息化指数的均值相对较小、变异系数相对较大，区域格局似乎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区位条件、自然地理背景等有关。

　　3.2四化耦合协调水平分析

　　将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进行等权加和，得到各地市四化综合发展水平，其均值为0.268，标准差为0.100，变异系数为0.374。高于平均值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东北和西北的部分地市，低于平均值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西南山区、青藏高原区以及“胡焕庸线”沿线地区。进一步，基于耦合度测度模型(式9)计算四化耦合程度，得耦合度均值为0.902，标准差为0.077，变异系数为0.085，较传统算法(式3)的计算结果具有更强的离散性。由图2-b可见，四化耦合程度相对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川陕甘边界，以及重庆、内蒙古及新疆的大部，耦合程度相对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中部传统农区、西南山地丘陵区及青藏高原区的大部。

　　由于耦合度无法区分低发展水平下的耦合与高发展水平下的耦合，构建协调指数刻画四化的协调程度(式10)，计算得协调指数的均值为0.485，标准差为0.104，变异系数为0.214，较传统算法计算成果具有更强的离散性和辨识度。协调指数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及东北和西北的部分地市，西南地区和青藏高原区的四化协调指数明显更低，其区域格局与近年我国乡村发展水平动态变化格局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基于协调指数对四化协调状态进行类型划分：①0.200<D≤0.300的中度失调型地市有10个，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区；②0.300<D≤0.400的轻度失调型地市有61个，主要分布在西南山地丘陵区；③0.400<D≤0.500的濒临失调型地市有118个，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的沿线地区；④0.500<D≤0.600的勉强协调型地市有96个，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发达省市的相对欠发达区域；⑤0.600<D≤0.700的初级协调型地市有40个，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内陆则主要为省会城市及少部分资源型城市；⑥0.700<D≤0.800的中级协调型地市有7个，包括东部地区的上海、苏州、无锡、广州、厦门及西北的嘉峪关市和克拉玛依市，其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⑦暂无地市隶属良好协调(0.800<D≤0.900)或优质协调(0.900<D≤1.000)。由此，当前我国四化协调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区域差异显著。

　　3.3四化协调与区域状态的关联性分析

　　选取人均GDP作为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农村发展水平的指标，城乡居民收入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乡居民消费比(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及城乡居民收入比和消费比的均值作为反映城乡收入差异、消费差异和收支综合差异的指标，与四化协调指数等进行相关分析，探寻四化协调水平与区域发展状态的对应关系。计算发现，四化协调指数与人均GDP(R=0.831，P<0.01)、农民人均纯收入(R=0.837，P<0.01)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四化协调水平越高，农村发展水平和区域发展水平往往越高；与城乡收入差距(R=-0.653，P<0.01)、城乡消费差距(R=-0.484，P<0.01)、城乡收支综合差距(R=-0.607，P<0.01)则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四化耦合协调指数越高，城乡差距往往更小。图3为四化耦合协调指数与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城乡收入差异和消费差异的非线性拟合结果，拟合优度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为同步推进四化发展，进而促进区域发展、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提供了定量数据支撑，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该判断的合理性。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四化协调指数的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比和消费支出比在减少到2之后均逐渐趋于平缓，其内涵值得另行探讨。

　　3.4四化协调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多元回归模型揭示中国“四化”协调程度存在明显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考虑到可能存在的空间分布非独立性，分别采用传统最小二乘法和考虑了空间相互作用后的最大似然法进行模型估计：①模型1主要度量不考虑空间相互用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变量及交通区位变量对四化协调程度的影响。最小二乘估计结果表明，除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地方财政人均教育支出，其余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地方财政人均农林水利支出、农村人均农业贷款、大中型企业产值比重、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检验，经济外向度、公路密度也通过了0.1的显著性检验。但是，模型1的拟合残差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误差的Moran'I统计值达到极显著水平，可进一步考察考虑了空间相互作用的空间滞后回归模型(SLM)或空间误差回归模型(SEM)。②由模型2和3可见，考虑空间相互作用后，基于最大似然法的估计结果与模型1基本一致，且空间滞后项、空间误差项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邻近区域的四化耦合状态及社会经济特征均会对本区域产生显著影响，模型解释力度明显提高。③由模型4、5和6可见，自然地理要素对区域发展具有显著影响。平均气温、平均高程、植被指数越高的地方，或年均降水越少的地方，四化协调程度往往越低，地形起伏度对四化协调程度的影响则不同于预期。需要指出的是，自然地理要素对四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机理较为复杂，即便是试图采用其平方项作为自变量进一步分析其对四化协调发展的非线性影响，均难有更为明晰的解释。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考虑自然地理因素后，模型的解释力度进一步提高。总体来看，大中型企业发展、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居民消费，以及对农业和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及金融支持，对四化协调发展具有稳健而积极的影响，而外向型经济发展、城镇投资、教育投资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挖掘。为切实推进新时期的四化协调发展，应继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财政与金融扶持力度，积极扩大内需，引导社会资本向农村投资，优化提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与效率，为广大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更为宽松的体制与政策环境，并继续加强偏远地区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3.5基于四化发展状态的问题区域识别

　　识别问题区域是制定和完善区域政策的基本前提。基于四化发展状态的综合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进行问题区域识别。建立如下评判准则，如果某地市符合其中一项，则界定为问题区域：①工业化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②信息化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③城镇化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④农业现代化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⑤四化综合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⑥四化协调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⑦拟合残差与因变量实际值的比值小于-15%，该比值基于模型1测算，用于客观反映四化协调指数的评价值低于拟合预测值的程度，比值越低则四化协调情况越低于平均期望。采用ArcGIS空间查询工具基于前述7项准则分别提取，并进行叠加分析。结果发现：符合条件1的工业化指数过低型地市有29个，符合条件2的信息化指数过低型地市有90个，符合条件3的城镇化指数过低型地市有106个，符合条件4的农业现代化指数过低型地市有50个，符合条件5的综合指数过低型地市有45个，符合条件6的四化协调指数过低型地市有8个，符合条件7的残差比值过低型地市有42个；简单加总得问题区域的数量达370个，但由于7类问题在空间上部分重叠，实际问题区域数为145个。

　　将问题地市进行综合分析，可大致分为7类：①工业化水平偏低引发的综合滞后型，共涉及29个地市，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的山区、青藏高原区，其工业化水平较低，并引致其他各类指数也偏低；②城镇化信息化滞后型，共涉及60个地市，主要分布在西南山地丘陵区和隶属黄淮海传统农区的皖北、豫东大部，工业化发展水平不高、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明显滞后是其共性特征；③信息化滞后型，共涉及13个地市，主要分布在赣北、鄂中和苏北淮宿地区，其信息化指数明显偏低；④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滞后型，共涉及8个地市，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区和广西的百色、崇左等地，以老区、山区为主，城镇化发展严重滞后、农业生产条件欠佳；⑤城镇化滞后型，共涉及19个地市，多零散分布于省际边界山区，单一表现为城镇化指数明显偏低；⑥农业现代化滞后型，共涉及14个地市，同样多零散分布于省际边界山区，单一表现为农业现代化指数明显偏低；⑦相对效率低下型，涉及北京和呼和浩特两市，尽管其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其评价值仍明显低于模型预测值，反映出投入产出效率偏低，远不及平均期望，如北京的残差比值为-31%，居全国倒数第11位。

　　总体来看，145个问题地市主要分布在中部传统农区、西南山地丘陵区和青藏高原区，产业发展困难、城镇发展缓慢、优质劳力外流是其中大多数区域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山地丘陵区和高原区还面临地形复杂、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在城乡转型发展新时期，此类问题区域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后方和生态屏障，更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推进四化同步发展、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区域政策应给予特别关注：①中部传统农区重在创新土地政策和产业政策，科学推进城乡土地综合整治和统筹配置，优化城乡空间格局，扶持涉农企业及合作组织，以中心村镇、新型社区的产业繁荣来吸纳农村人口，走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为代价的农区特色城镇化之路；②西南山地丘陵区重在创新生态补偿政策和产业政策，完善村镇体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多功能、复合型特色农业的专业化、合作化、产业化带动农民致富和村镇发展；③青藏高原区不宜片面追求四化发展和经济增长，需着力创新生态补偿政策和城乡公共物品供给机制，逐步提高区域可达性和基础设施水平，充分依托当地资源禀赋和社会历史文化，鼓励和扶持土特产品生产、特色民俗旅游的发展，切实做到保护生态、惠及民生。

　　4、结论与讨论

　　(1)中国地市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各自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耦合度、协调度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大致以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北方资源富集区的四化协调发展指数相对较高。社会经济、交通区位及自然地理类要素对四化协调状况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尤以农业和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及金融支持，以及大中型企业发展、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对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更为积极稳健。四化协调发展水平越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越高，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越低。经识别，四化协调发展欠佳的145个“问题地市”主要分布在中部传统农区、西南山地丘陵区和青藏高原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