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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构造了能够综合反映中国实际情况的经济增长模式量化指标及经济增长分解模型，结合2003—2010年省际工业产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工业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趋势、特性及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要素投入在中国工业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并未弱化，反而有所强化，工业经济增长模式越发具有污染化、粗放化特征;不同区域工业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变化存在一定差异，东部地区工业经济增长模式生态化与集约化程度较高且相对平稳，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较低且整体下滑;环境规制强度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模式之间存在倒“U”型变化关系，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尚位于倒“U”型曲线左侧，环境规制强度上升有助于推动工业经济生态化、集约化发展。

　　关键词:环境规制;经济增长模式;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影响因素

　　一、引言

　　面对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破坏与污染排放问题，中国政府着重强化了环境治理工作力度，提出了多种环境规制政策与措施，倡导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积极推动工业增长模式转型与升级。然而，政府部门在环境规制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容易忽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使得环境规制的社会福利成本损失风险不断扩大。为了科学、合理地协调好环境污染治理与经济转型升级，亟须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模式之间的关系作出研究，尤其对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而言，在环境污染事件频发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压力凸显的双重背景下，对于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调整这一问题的探究与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通过对既有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回顾发现，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探究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生产率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等的影响，主要存在三类代表性观点:一是“遵循成本学说”。企业在要素投入、技术水平及消费需求既定条件下已作出最优选择，环境规制只会推高企业生产成本，进而对企业技术进步与生产率形成负面影响。GollopandRobert、BarberaandMcConnel、Jaffe，etal．等的实证检验结果对此进行了佐证。WalleyandWhitehead研究认为，环境规制推高企业生产成本，并进一步指出，较强环境规制约束可能会使企业在战略发展中作出错误决策，进而偏离发展轨道，抑制技术进步及生产率提升。LjungwangandLinde-Rahr、杨海生等研究认为，外资企业往往通过将污染型企业转移至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欠发达地区，以规避较高环境规制的成本损失;二是“创新补偿学说”。

　　受利润最大化驱动，在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进而得到创新红利，以此抵消环境规制的成本损失。LanjouwandMody、BrunnermeierandCohen、Hamamoto、庞瑞芝和李鹏等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观点。然而，Jaffe，etal．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创新补偿若能抵消规制成本，甚至为企业带来净利润，那么企业会选择自发创新，环境规制则显得毫无必要。Lanoie，etal．与Chung，etal．分别从时间周期与非合意性产出两个角度出发，对这一质疑作出了有效回应;三是“不确定学说”。该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生产率及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确定，二者关系可能为正向、负向或者并不显著。Alpay，etal．、杨涛、张成等持这一观点。

　　综上可见，已有研究多侧重于探究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生产率及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鲜有文献针对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模式的关系作出系统、深入研究。技术进步、生产率及国际直接投资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升级的主推力，但这些指标的变动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模式随之转变，如果经济增长中生产率的贡献比恒定，则指标变动所蕴含的只是经济规模扩增及生态环境压力上升，并不改变经济增长模式。鉴于此，本文构建了经济增长分解模型，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模式作出了有效测度，并利用面板数据计量方法就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对隐藏在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模式之间关系背后的动因作出剖析与解读。

　　二、经济增长分解及增长模式度量

　　(一)经济增长分解模型及增长模式度量指标

　　(1)环境技术设定第k(k=1，2，…，K)个省(直辖市)在第t(t=1，2，…，T)时期的要素投入、产出及污染排放对应生产可能性集合为(xtk，ytk，btk)，那么在环境生产技术Tt(xt)条件下，第t时期要素投入x=(x1，…，xN)∈R+N可以转化为合意性产出(“好”产品，正常产出)y=(y1，…，yM)∈R+M与非合意性产出(“坏”产品，污染排放)b=(b1，…，bS)∈R+S，环境技术对应数学表达式如下:Tt(xt)={(yt，bt):Σtp=1ΣKi=1zpiypi≥yti'，Σt'p=1ΣKi=1zpibpi=bti'，Σtp=1ΣKi=1zpixpi≤xti'，zpi≥0，i=1，…，K}(1)式(1)中，Tt(xt)是一个封闭、有界、凸性的产出集，具有零结合、联合弱可处置、强可处置、自由可处置等四大特性。

　　(2)环境技术效率与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旨在通过设定方向向量，对受评样本点与环境技术前沿之间的距离作出测度，以此度量投入与技术结构恒定情况下合意性产出与非合意性产出的最大变化程度。借鉴查建平等的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的构造思路，具体距离函数模型如下:Dt(xt，yt，bt;gty，－gtb)=max{β:(yt+βgty，bt－βgtb)∈Tt(xt)}(2)式(2)中，β表示投入与技术结构恒定情况下合意性产出(非合意性产出)在方向向量(gty，－gtb)上所能实现的最大扩增(缩减)程度。在此，本文将方向向量设定为(gty，－gtb)=(yti'，－bti')，即两类产出在现有基础上同比例缩减。参照传统技术效率的定义思路，特将环境技术效率指标构造如下:ETEt=1/(1+Dt(xti'，yti'，bti';yti'，－bti'))=1/(1+β)(3)

　　(3)经济增长分解及经济增长模式度量指标依据上文所构建的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与环境技术效率，经济增长可以分解为四部分，右边第一项为环境技术效率变化(ETE)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表示环境技术落后者追赶环境技术先进者的速度，若环境技术效率大于1，意味着受评主体向前沿曲线参照点靠近，反之，则表示受评主体离前沿曲线参照点越来越远;第二项为环境技术进步(ETP)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表示既定投入、产出及方向向量条件下技术前沿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环境技术效率与环境技术进步综合构成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第三项为要素投入变化(FTI)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表示既定生产效率条件下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四项为产出环境特质(UET)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即给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与要素投入条件下，受评经济体的污染排放与合意性和非合意性产出比例结构等环境特质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类似，前沿产出中的各分解项也可以基期的实际投入与产出为基准衡量环境技术进步，以基期到t+1期的技术Tt+1(xt+1)为参照衡量要素投入与产出环境特质对经济增长的效应，EMI指数值越大，说明经济增长越趋于生态型、集约型，而若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下降，则说明经济增长对要素积累与非生态环保型生产要素组合效率的依赖加重，经济增长趋向于污染型、粗放型。

　　(二)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

　　(1)投入与产出指标说明本文以2003—2010年30省级工业产业为分析对象(受数据获取局限，西藏、香港、澳门及台湾在此不予考虑)。以各地区工业的资本存量、劳动及能源作为投入指标，以各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分别作为合意性产出与非合意性产出指标。在资本存量方面，本文选择运用永续盘存法对各省份工业资本存量进行折算，具体折算方法参照王春华的文章，并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不变价格换算，进而得到以2002年不变价格换算的2003—2010年资本存量数据;劳动力数据以各省份年初、年末工业从业人数的平均值折算，即(年初工业从业人数+年末工业从业人数)/2;能源数据以各省份对应不同类型能源消耗量原始数据为基础，按统一热量折算成标准煤;以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各省份工业生产总值进行2002年不变价格换算，剔除价格波动因素的影响，进而得到各地区实际工业生产总值;以工业领域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烟尘(粉尘)排放量以及废水排放量等五类主要污染源为基础，利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将五类污染排放综合折算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进而得到非合意性产出数据。以上各类初始指标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

　　(2)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列示了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年各省市工业经济增长模式测度指标(EIM)的测算结果。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两个阶段，但总体上呈现下降态势，2003/2004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平均贡献度达到46．17%，而到2007/2008年已下滑至11．83%，但随后这一平均贡献度止跌回升，2009/2010年达到30.15%。这说明要素驱动在中国工业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未下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上升，工业增长模式整体上属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型。从区域视角看，三大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平均贡献度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态势。具体到动态视角，东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平均贡献度的变化相对平稳，而中、西部地区对应平均贡献度则先下降而后上升，整体上呈现下滑态势。最后，参照龚六堂的离差指标计算方法，本文对经济增长模式度量指标进行了收敛性分析。运算结果显示，2003/2004年离差绝对值为0．102，2007/2008年已下滑至0．0244，而后触底反弹，到2009/2010年这一离差绝对值达到0．247，各省份工业经济增长模式并不存在明显的收敛性特征。

　　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模式趋于污染型、粗放型，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度尚处于较低水平，这主要是因为环境技术效率平均贡献度较小，环境技术落后者与环境技术先进者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在一定程度上对工业经济增长形成阻力，环境技术前沿进步对经济增长虽能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但技术进步较缓，进步幅度亦存在下滑趋向，从而使得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平均贡献度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反观要素投入与产出环境特质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度，要素投入是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主推力，其作用幅度最大，2003—2004年要素投入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度约为39．19%，2009—2010年更是达到65．13%，说明中国主要依赖持续的、大量的要素投入推动工业经济增长，对应的增长质量与内涵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