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投稿_医学论文投稿_核心期刊,职称论文投稿发表_论文部落

　　首先,本文在考虑时间序列非线性动态趋势的基础上,首次结合新发展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在非线性的框架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因果关系展开深入分析,是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其次,本文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如动态非线性分析)对各个国家的逐一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揭示“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关系在各国间的异质性特征以及动态演变特征。当我们采用传统的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进行检验时,基于F检验统计量我们可推论出中国、印度不存在由“二氧化碳排放”到“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这与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所得出的结论相违背。由此可见,忽略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而采用传统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其相互间的影响关系进行检验,可能导致结论出现偏差。

　　说明:(1)Lx=Ly表示检验中残差序列的滞后阶数;(2)Tn检验统计量为右尾检定;(3)＊＊＊、＊＊及＊分别表示在1%、5%及10%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不存在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的原假设。

　　(四)动态非线性分析

　　Coondoo和Dinda(2002)等人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并非“静态不变”,宏观变量的冲击(如国际油价、开放程度)可能影响乃至改变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以上的分析是从总体样本的角度对各国“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的非线性关系进行研究,为了进一步考察两者在不同样本期的相互影响关系,本文采用前沿的“动态递归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中国、印度这两个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展开进一步分析,从动态分析的角度重点考察这两国“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关系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轨迹。

　　本文的递归分析与Hansen和Johansen(1999)以及Yang等(2006)的递归分析相类似,是“窗口长度”递归增加的分析。其中,在对中国样本的动态分析过程中,本文以1960～1974年为基期,即首先对1960～1974年的样本期进行第1次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再对1960～1975年的样本期进行第2次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依次类推,直至对1960～2004年的样本期进行最后一次非线性检验,并分别把检验结果。由于检验统计值是经由10%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正则化,因此大于1的统计检验值表明在该时点拒绝“不存在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原假设。

　　随着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需求的进一步提高,经济的不断发展需要消耗大量廉价的能源,尽管煤炭能源的使用将导致大量二氧化碳的产生,但因易得价廉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首选能源。可知,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对能源刚性需求的不断增加,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地位也日益凸显,从而体现为“二氧化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度逐步增强。因此,统计值轨迹连线逐年攀升,并于1997年后开始步入显著区间,由此形成了现阶段由“二氧化碳排放”到“经济增长”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

　　动态分析我们可知,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力度虽然未步入显著区间,但是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在不断增加,“经济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力度也不断增强,从而体现为统计值轨迹连线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与此同时,动态分析图还显示,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轨迹连线在向显著区间不断逼近。这就进一步佐证了在中国现阶段粗放式、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经济发展引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加剧等环境问题日益凸显。

　　“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关系的非线性研究与中国相类似,在发展中国家中作为第二大排放国的印度,拥有不断增长的庞大人口,其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而基础设施建设也较为落后,其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廉价的能源支撑,形成了以煤炭为主要特征的能源结构。随着印度经济的加速发展,以排放二氧化碳为特征的能源消耗模式日益凸显,从而体现为由“二氧化碳排放”到“经济增长”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日益凸显,统计值轨迹连线也不断上升,并于1986年后步入显著区间。类似地,由于生产技术相对落后,以及在过去较长时期内政府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了环境保护问题,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印度因“经济增长”而招致“二氧化碳排放加剧”等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从而体现为统计值轨迹连线呈现阶段性上升趋势。

　　四、结论

　　本文首次采用最新发展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Diks和Panchenko(2006)提出的非参检验方法,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展开深入分析。在研究过程中,非参检验方法(DiksandPanchenko,2006)的运用有效地克服了因忽略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而导致结论出现的偏差性,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所存在的局限性,进而增进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与合理性。

　　本文采用神经网络等非线性检验方法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显著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基于Diks和Panchenko(2006)的非参检验方法本文分析发现,中国、印度、南非等多个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由“二氧化碳排放”到“经济增长”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这充分表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经济的内在发展需要大量价廉易得的能源支撑,从而形成了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以排放二氧化碳为特征的能源消耗模式对其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从而形成了现阶段由“二氧化碳排放”到“经济增长”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因此,对于中、印等能源依赖型的发展中国家,现阶段实施“节能减排”的措施将不可避免地对其经济产生冲击与影响。

　　与此同时,本文结合非线性动态分析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分析发现随着中、印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经济对能源的刚性需求使得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增加,从而使得由“经济增长”到“二氧化碳排放”的非线性关系向显著区间逐步逼近。

　　此外,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指出,尽管中、印等主要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的人口增长以及经济发展等因素而导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呈增长趋势,但是从人类工业化进程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是全球二氧化碳过多排放的“主要贡献者”,同时由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有75%～80%由发展中国家承担,发展中国家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受害者。

　　因此,发达国家“有义务”提供相应的技术与资金支持,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摆脱落后的生产方式,为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基于以上的研究,本文得到以下启示:为了尽可能减少“节能减排”措施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冲击与影响,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应该实施阶段性、渐进式的减排目标,通过财政补贴、能源价格引导等市场机制渐进、有序地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并通过加快发展风能、太阳能、天然气等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措施来减轻“减排”可能引发的“经济阵痛”,在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同时,实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逐步脱钩;与此同时,政策当局应该化挑战为机遇,以此为契机,加快金融、电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通过产业调整来优化经济结构,逐步改变高能耗、低能效的落后生产方式,以最终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低碳经济”。

　　参考文献:

　　1、陈诗一(2009):《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与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研究》第4期。

　　2、何建武、李善同(2009):《节能减排的环境税收政策影响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期。

　　3、贺菊煌、沈可挺、徐嵩龄(2002):《碳税与二氧化碳减排的CGE模型》,《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0期。

　　4、李齐云、商凯(2009):《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与碳税减排政策设计》,《财政研究》第10期。

　　5、林伯强、蒋竺均(2009):《中国二氧化碳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预测及影响因素分析》,《管理世界》第4期。

　　6、陆虹(2000):《中国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以大气污染为例》,《财经研究》第10期。

　　7、彭水军、包群(2006):《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