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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利用2003—2008年中国284个地级单位面板数据，对中国城市产业专业化和职能专业化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将职能专业化指标引入动态外部性（MAR溢出、Jacobs溢出）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考察两类专业化对知识溢出进而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产业专业化和职能专业化水平均较低，但表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在全国样本范围内，两类专业化水平与城市经济增长均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关系，结合中国城市发展情况来看，更倾向于支持MAR溢出；分地区分规模城市中产业专业化和职能专业化引起的MAR溢出重要性各不相同。基于回归分析的结果，本文还讨论了各类城市的最优专业化水平。

　　[关键词]产业专业化；职能专业化；MAR溢出；Jacobs溢出；城市经济增长

　　一、问题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增长理论的启示下，城市与区域经济学者开始考察集聚的结构对知识溢出与创新，进而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方认为地方产业专业化更有利于促进知识溢出和经济增长，根据其三位贡献者的名字称为MAR溢出（亦称MAR外部性，Marshall，1890；Arrow，1962；Romer，1986）。另一方认为地方产业多样化更有利于促进知识溢出和经济增长，即Jacobs溢出（亦称Jacobs外部性，Jacobs，1969）。目前，关于知识溢出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得到广泛认可，但是关于哪一类产业结构引起的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更为重要并没有达成共识。自Glaeseretal.（1992）以来，关于不同类型知识溢出（Glaeser等称之为动态外部性）的重要性一直存在争论，出现了越来越多基于不同国家、时期、城市、产业的实证研究，我国学者自2007年以来也开始利用我国数据进行分析。在以往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Hendersonetal.

　　（1995，1997），DeLucioetal.（1996，2002），Combes（2000），薄文广（2007）等。总体来看，以往大部分实证研究都证明了Jacobs溢出的重要性，而对于MAR溢出的作用，实证研究结果差异较大。

　　Glaeser等还区分了MAR溢出和Porter溢出，认为MAR强调当地的垄断比竞争更有利于知识溢出和增长，Porter认为当地的竞争（而不是垄断）更有利于促进创新。由于以往的实证研究中，竞争程度对知识溢出的作用基本达成共识，且本文重点在于引入职能专业化问题，故不区分竞争和垄断问题。除了对两类知识溢出的重要性存在争论之外，以往研究在对经济结构的考察中，还忽略了城市职能专业化问题。根据空间分工理论的观点，城市专业化不仅包括产业专业化，还包括职能专业化，分别指城市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生产相应的产品或参与相应的企业职能环节。Massey（1979，1984）、Duranton&Puga（2001，2004，2005）和Badeetal.（2004）分别分析了英国、美国和德国城市的两类专业化情况，结果表明，在西方发达国家，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多区位企业的大规模发展，城市间空间分工开始从传统的产业分工向职能分工演进，并且城市的职能专业化现象越来越普遍和显著，主要表现为大都市集聚管理和研发部门，而生产部门向中小城市转移。

　　城市职能专业化的存在表明，对于产业多样化水平较高而职能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如果按照以往的研究方法，则通常会证明产业多样化对增长的作用（支持Jacobs溢出）而忽略职能专业化的促进作用（从而忽略职能专业化引起的MAR溢出），因此，在研究专业化、知识溢出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时，不能忽略职能专业化的存在。本文将尝试把职能专业化指标引入动态外部性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全面考察两类专业化对城市经济的影响。这将是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另外，在以往的动态外部性与经济增长的国内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是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但由于知识溢出存在空间约束，因而省级范围的分析并不能很好地体现集聚结构与知识溢出的关系。本文将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地级单位市辖区的数据考察这一问题。

　　二、中国城市产业专业化与职能专业化特征

　　1．两种专业化指标的计算

　　（1）对城市产业专业化与多样化水平的测度，主要参考Duranton&Puga（2001，2004，2005）采用基尼专业化系数（GiniSpecilizationIndex）表示。定义Sij是产业j在城市i中所占的就业比重，即Sij=Lij/Li（其中Lij表示城市i产业j的就业人数，Li表示城市i的就业总人数），Sj是产业j在全国所占就业比重。城市产业专业化指数表示为：SSi=12

　　jΣSij-Sj；SS的取值范围为[0，1]，SS越大，城市产业专业化水平越高；SS越小，城市产业专业化水平越低，即多样化水平越高。

　　（2）对于城市职能专业化的测度，Duranton&Puga（2001，2004，2005）以城市中“企业管理人员/生产人员”与全国“企业管理人员/生产人员”的差表示；Badeetal.（2004）使用城市白领（WhiteCollarWorkers）与蓝领（BlueCollarWorkers）的比率（W/B-ratio）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来度量城市中管理部门或生产部门的相对集中度。本研究基于Duranton&Puga与Badeetal.的思路，以城市中“企业管理人员/生产人员”与全国“企业管理人员/生产人员”的比来度量职能专业化水平，即：FSi=（Li企业管理人员/Li生产人员）/（LN企业管理人员/LN生产人员）其中Li表示城市i的就业，LN表示全国的就业。FS大于1且越大表示城市越倾向于集聚企业管理部门，FS越趋于0表示该城市的生产部门相对集中度越大，FS趋于1时，表示城市职能专业化国内外城市专业化的特征分析也确实表明，大城市的产业专业化水平往往较低（产业多样化程度较高），而职能专业化水平较高（见Durantaon&Puga等人的研究及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

　　同一职能的集聚可以使临近企业同一职能部门的员工通过交流、沟通、跨企业流动，促进知识快速传播，这与MAR溢出的内在机制一致，比如管理部门的集中会促进企业家、管理者等各类决策者、经济学者、管理顾问等各类专家、会计师、法律专家、营销专家等各类专家的集聚，这些员工的集聚与流动将促进企业管理知识的积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从而提升企业整体效率。本文作者对空间知识溢出的研究表明，知识溢出存在空间约束的观点已达成共识，Anselinetal.（1997）、Varga（2000）、Keller（2002）以及BottazziandPeri（2003）等的实证研究均证明了知识溢出存在空间约束。

　　通过对2003年和2008年的数据分析，我国城市产业专业化特征主要体现在：本文与Duranton&Puga采用同样的方法测度产业专业化，但比较来看，我国各种规模城市的产业专业化水平明显比美国低，这反映了在经济放权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小而全、大而全”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并不明显。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的可获得性，参考Badeetal.的方法，以“租赁与商务服务业”①的就业人员表示管理部门人员，以“制造业”“采矿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就业人员之和表示生产部门人员。

　　2．统计结果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2004年和2009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284个城市市辖区的统计数据（2003年与2008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因为2004年国家统计局对“按行业分组的单位从业人员”进行调整，从原来的15个行业调整为19个行业，首次包含了“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的独立统计数据，是能够获得的最早的“租赁与商务服务业”数据。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包括73和74大类，其中741即为“企业管理服务”，包括7411企业管理机构、7412投资与资产管理、7413其他企业管理服务等，另外包括法律、咨询与调查、广告业、知识产权、会议展览等其他类型的商务服务，均与管理部门集聚有着较强的相关关系，因而在缺乏专门的企业管理人员统计或白领统计时，以该类别代替企业管理人员。这与Badeetal.的数据处理类似。

　　巨大型城市（>1000万人）（3）0.17120.19353.09803.2959北京0.25810.28896.75337.5485

　　上海0.14960.17162.07571.5350

　　重庆0.10580.11990.46520.8043

　　特大型城市（300万-1000万人）（14）0.13530.14970.88770.8420东部（9）0.13340.15580.92460.8912

　　中部（3）0.13090.12670.79140.7021

　　西部（2）0.15060.15680.86610.8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