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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年共享经济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更新，政府部门一直在费尽心思去寻求有效的监管办法。目前有关规制的方式主要有:不作为、制定法规、谈判(约谈)和诉讼。如果市场产生的结果符合预期且消费者权益不会受到侵害，政府就应当采取不作为的方式，此种情形自律监管很重要。如果市场因缺乏保护而出现缺陷和失衡，为了支持新经济模式健康发展，政府就需要通过立法或执法进行积极干预。而谈判是规则制定过程或诉讼前都必然发生的行为，它可以为被规制对象和有关部门之间建立沟通机制，由此达成了合作监管。诉讼则是最后的手段，也能为相关行业确立规制，比如“专车第一案”的判决结果将对“专车”行业产生重要影响。然而，我国是成文法国家，诉讼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如行政执法，其稳定性不如立法方式。因此，选择什么样的规制模式既要考虑规制对象的行业属性和法律结构，也要考虑不同规制方式的作用和特点。

　　(二)混合规制模式的构成

　　学术界很多观点认为既没有纯粹的自律机制，也没有完全政府监管的命令—控制模式，真实世界中不同的规制模式决定了公权主体和私权主体发挥不同的作用。合作监管模式经常被运用到政府和企业的混合责任分担的谈判中。如通过谈判建立政府与企业间不同的责任分配机制去实现既定目标、制定标准(或法律)和执法行为等。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立法机构可以通过立法要求自律组织接受政府的监管。比如，要求金融协会组织接受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在另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政府为了解决某些问题，可以针对行业中的关键企业颁布一些特别条款处置，而不是采用谈判方式推动自愿合作。2015年6月2日，北京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市交通执法总队和市公安局公交保卫总队共同约谈“滴滴专车”平台负责人达成了对其“滴滴专车”和“滴滴快车”发放补贴等不当行为的整改协议，这就是典型的共享经济合作监管与自律监管相结合取得的成效。事实上，在正式组织的监管和非正式组织的自愿合作的两极之间存在一个梯度结构的权力分享机制。政府和企业都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政府可以制定目标和预期的结果，标志性企业就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和达成预期值具体制定解决方案和行业标准。借助行业协会的咨询和建议，政府也可以对特定的技术的使用标准和方法制定更为科学地规制。政府和行业协会(或标志性企业)可以在行业监管中充分合作。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可以通过谈判确立适当的监管目标，合作起草标准，通过合作对违反标准的具体企业执法。学者又把这类合作监管称为“合作治理”或“合同监管。”其实，合作监管并不是一个新的治理模式，但它是被越来越多地利用来实现监管目标的一种重要工具。如，行政机关与利益相关者或股东代表协商制定一些共同认可的基本规范的情况已不少见，各级政府已将这种监管方式广泛用于行业，如银行、证券、保险、环境保护的一些技术标准化方案的制定中。所以，随着互联网服务的不断增长，合作监管模式应用范围也将越来越广。从消费者保护到促进有效竞争，合作监管将用于实现一系列的规制目标。可以说，随着共享经济涉及的范围的扩张，政府、企业和消费者都不会接受共享经济在放任自流的环境中自我“夭折”，企业和消费者也不会答应完全把监管权收归“国有”而失去创新的动力和自由，而且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政府的权力也有边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者也不会允许政府越俎代庖包揽监管。如此一来，合作监管成为共享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最基本的基本保障，前文提及的共享公司的外部法律结构和部分的内部法律结构中有缺陷的那些地方都需要合作监管。

　　当然，自律监管对于共享经济也是非常重要的规制策略。共享经济需要有一个第三方的公司提供平台支持，供需双方将按照平台提供的规则进行交易。一方面，平台公司对交易双方的信息和各种交易记录都可以及时掌握，并根据自己制定的规制对其中的不诚信行为进行惩戒。这种结构既保证了平台得以生存下去，也能对交易秩序进行自律监管。另一方面，平台公司还建立了一套声誉机制确保在其平台上交易的主体都能够互相监管，双方都可以根据彼此的服务情况给予“好评”或“差评”，平台公司将根据这些评价做出相应的激励或惩罚行为。此外，共享公司的内部法律结构也需要保有自律监管空间留给创新和自我调适。因此，自律监管也是共享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保障，前文提及的共享公司内部结构中既能实现预期目标又没有负的外部性的地方就应该留给平台公司自律监管。合作监管与自律监管相结合便构成了混合规制模式。

　　混合规制模式既可以节约监管成本，又可以提高监管效率，还可以确保政府能够集中精力对一些极端问题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共享经济独特的三方结构和运行模式既为混合规制模式提供了实施的条件，也对这种模式提出了要求。而共享公司的法律结构既满足了合作监管和自律监管不同的实施方式和条件，也对混合规制路径确立了方向。当然在具体的混合规制实施过程中，我们还得把握几个要点。

　　第一，共享经济及共享公司对传统经济和企业的冲击不能忽视。为了减少地方政府和传统企业的抵制，共享公司应当采取合作的态度，尤其应当按照合作监管的精神接受社会监管，同时还应当考虑地方政府和传统企业的结构，主动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建立合法的运营环境。处理好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关系。

　　第二，地方政府的作用不可忽略。共享经济是市场发展的产物，极具生命力。可是，在该经济模式没有被总结出共性并足以上升为法律规制之前，国家层面不可能先行立法予以规制和保护。在此情形下，地方政府便站在与共享公司面对面的地方。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坚持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地方政府要对新兴的共享经济正常的经营和创新给予支持和保护。但共享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为了市场和利益，有可能给市场和其他经营者带来负面影响，地方政府也得高度重视解决。在处理方式上，简单地禁止和限制都不是最佳的，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参与并充分发挥共享经济的优势，运用地方政策扬长避短:(1)可以采用向社会购买服务等方式诱导共享公司朝着其预设的目标发展;(2)也可以采用约谈等方式促使共享公司合规合法经营;(3)建立适当的“专车”公司专项或综合准入与合规制度，由于“专车”公司具有特殊的法律结构和强大平台控制能力，地方政府可以积极推动成立行业协会和制度建设，并通过行业协会建立最低安全保障的专项或综合性自律机制。另一方面，共享公司也不能以创新为名规避法律和监管。在处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不宜采用规避或不合作的方式，而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平台优势主动与地方政府合作进行行业监管，并积极参与相关政策制定或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也是共享公司和共享经济获得与政府“谈判”的机会所在。具体而言，共享公司应当:(1)接受地方政府的约谈，建立行业自律制度;(2)承担社会责任，以错位和补充服务为目标;(3)积极履行法律义务，包括纳税义务、守法义务等;(4)遵守国家关于信息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相关法律，确保对各种信息的合法利用。

　　第三，注意发挥共享公司再分配和替地方政府执行公共职能的作用。特别要强调共享公司方便低收入者就业、支持低收入者消费、缓解交通拥堵、增加财政收入、实现闲置资源有效利用等目标。前文论述已经表明了共享公司具备这两方面的作用，这也是共享公司与地方政府的连接点，无论地方政府制定针对共享公司的政策，还是共享公司确立自己的发展方向都应当重视这两方面的作用，并在彼此间寻找交集，从而为合作监管找到连接点。

　　第四，应处理好网络无界与安全保护的关系。首先，共享经济必须以网络为载体，我们需要保护好交易双方的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这是共享公司最基本的责任。其次，共享经济可以借助网络实施跨国界经营，这里涉及了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多重因素。世界上多数国家对此都持谨慎态度。特别是涉及到外国公司到国内开展经营的，有必要建立一套专门的安全审查机制，只有通过了审查才有运营资格，同时国家和各地政府还可以根据需要采取紧急的政策措施对其可能危及安全的行为进行监管。并且，对国外的共享公司应该在混合监管之外建立专门的安全监管审查制度。?瑑瑥从这个层面讲，国家层面应该立法专门针对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方面的共享公司设立行为建立专门的审查制度和准入制度，并且应当对其经营过程中涉及的信息安全、垄断和三大安全事项进行动态监管，并将合作监管与自律监管相结合。

　　总之，面对共享经济和共享公司，我们必须创新监管思维，才能实现创新与规制的有机结合;才能避免共享公司像野马一样横冲直闯地搅乱市场经济，甚至危及社会经济安全和国家稳定;才能确保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的效用最大化;才能留给共享经济一片晴朗的天空。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系统工程，本文尝试对“专车”这类共享经济和共享公司正在面对的问题进行解释，并试图提出一些预判性的见解，尽管有些认识正被当下发生的“专车困局”印证，但仍需要更多的经验和理论论证，因此，权当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