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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2: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间的脱钩指标称e(CO2，GDP)为总脱钩指标，其表达式为(3)式:e(CO2，GDP)=ΔCO2CO2/ΔGDPGDP(3)

　　定义3: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间的脱钩指标e(E，GDP)为节能脱钩指标，其表达式为(4)式:e(E，GDP)=ΔEE/ΔGDPGDP(4)

　　不同产业单位产值能耗不同。一般情况下，单位工业产值能耗要大于农业和服务业，重工业单位产值能耗大于轻工业。所以节能脱钩指标主要受能源利用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影响。

　　定义4:二氧化碳排放与能源消耗间的脱钩指标e(CO2，E)为减排脱钩指标，其表达式为(5)式:e(CO2，E)=ΔCO2CO2/ΔEE(5)

　　因为不同种类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不同，减排脱钩指标主要受能源消费结构及能源清洁利用技术水平影响。例如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比例的上升会导致减排脱钩指标变大，而清洁能源使用比重的上升则会使减排脱钩指标变小。

　　由(3)、(4)、(5)式可得:e(CO2，GDP)=e(CO2，E)×e(E，GDP)(6)

　　综上可知，e(CO2，GDP)总脱钩指标为节能脱钩指标e(E，GDP)与减排脱钩指标e(CO2，E)的乘积，其变化主要由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和能源消费结构决定。

　　在研究对象上，本文将全国30个省区纳入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区域，从区域层面考查“经济－能源－环境”两两之间的脱钩关系，这一方面是因为有些省区在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方面类似，具备将其并入同一区域进行研究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简化运算的需要，同时也可以排除个别省区的异质性，更清楚地描述不同区域“经济－能源－环境”三者之间脱钩关系的特征。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0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湖南、河南、江西、湖北5省区;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山西、云南、陕西、甘肃、新疆、青海、宁夏12省区;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3省区。由于数据难以获得，研究对象中不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本文中各区域GDP和能源消耗数据分别来自于2001—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各省区GDP和能源消费量的加总，GDP数据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价格调整。CO2排放数

　　据采用以下方法计算，且将各种能源消耗量折算为以标准煤计的量，换算公式如下:Ei=Bi×Di(7)然后利用(8)式计算CO2总量。潜在的碳排放系数、氧化率、固碳率采用IPCC(2006)缺省数据，其中热力、电力部分按煤炭的碳排放系数换算。(7)式中，Bi为第i种能源消耗量，Ei、Di分别为按《综合能耗计算通则》折算成以标准煤计的第i种能源消耗量及其换算系数。(8)式中C为各省区CO2排放量，各区域CO2排放量为所包含省区CO2排放量的加总，ci、Mi、Ni分别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固碳率和氧化率。C=Σ12i=1［Ei×c×i(1－Mi)］×Ni×4412(8)

　　四、实证分析

　　依据构建的(3)、(4)、(5)三个脱钩指标，结合相应年份的数据，这三个表分别为历年总脱钩指标、节能脱钩指标和减排脱钩指标及其相对应的脱钩状态。

　　2000—2008年间，总脱钩指标逐年变小，脱钩状态逐渐改善，由扩张负脱钩或扩张连结状态向弱脱钩状态转变，然而在2008—2009年间总指标却突然上升，脱钩状态急剧恶化，2009—2010年间总脱钩指标虽有所下降，但依然大于2008年前的脱钩指标值。就横向比较而言，四区域总脱钩指标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东部地区最低，西部地区最高，东北和中部地区的总脱钩指数居中，这反映出我国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方式与质量方面的巨大差异。东部地区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人力资本等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三次产业的比例较为合理，且主导产业以资金、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因此经济增长对资源、能源的依赖度相对较弱，导致其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脱钩指数在四地区中最小。相比较而言，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艰巨任务，且西部地区在技术、资金和人才方面都较为稀缺。西部作为全国能源和重化工产品基地，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资源、能源的消耗，因此伴随着能源消耗的高速增长，二氧化碳排放必然大幅度增加，导致总脱钩指标最高，这反映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和不可持续性。东北地区作为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较重，经济增长同样高度依赖资源、能源的消耗，而且该地区部分国企设备老化，长年失修，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较低，这些因素导致总脱钩指标相对较高。中部5省作为中国粮食主产区，农业占比重较大，经济增长对资源、能源的依赖度较低，所以中部地区的总脱钩指标相对于西部、东北地区较低。

　　节能脱钩指标的数值分布呈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东部地区最低，西部地区最高，东北和中部地区居中，这反映出我国各区域因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差异所导致的能源利用效率不同，东部地区能源利用效率最高，而西部地区能源利用效率最低，东北和中部地区居中，再一次反映了我国不同区域在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纵向比较可知，2000—2008年间四区域能源消耗量的增长速度小于GDP的增长速度，反映出各区域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导致节能脱钩指标逐渐变小，脱钩状态逐渐改善，这主要得益于技术效应和政策效应。一方面，能源价格改革逐渐深入，企业有动力开展节能技术研发工作，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以节能减排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也起到重要作用，如国家发改委于2006年8月发出通知，要求关闭能耗高的中小发电厂。但在2008—2009年间节能脱钩指标骤升，脱钩状态恶化，其原因可能是为应对金融危机，保障就业，国务院于2008年底出台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一大批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投产，使能源需求大幅度增加，提高了能源消耗增长率，导致节能脱钩指标迅速上升。2009—2010年间，国家为了实现“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和控制通货膨胀，加大了对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行业投资的限制，节能脱钩指标有所下降，但依然高于经济危机之前的数值。这反映出经济发展方式具有一定的“惯性”，特别是大型工业项目的投资具有“锁定效应”，应该引起产业规划部门高度重视。

　　伴随着经济发展，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消耗量都呈现增长趋势，但前者增长的速度小于后者，导致减排脱钩指标大多小于1，处于弱脱钩状态。但同时减排脱钩指标无论在空间分布还是随时间演变方面都无明显的特征，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各区域在能源消费结构方面无明显区别;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近年来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缓慢，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能源结构优化对整体节能减排工作贡献有限。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总脱钩指标与节能脱钩指标的变化具有很强的一致性，且后者是导致前者变化的主要原因，而减排脱钩指标近十年来无显著变化，说明近十年来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并未发生太大改变。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现有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另一方面由于技术未成熟导致成本高昂，新能源产品还未大规模推广和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