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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上升以及资产定价机制的形成，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通过相对价格体系动态调整而顺次实现的经济资本化，在20世纪80、90年代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21世纪以来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矿产品要素价格重估。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的规模扩张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内生的技术创新却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随着机器设备、土地等不断进入资本化流程，中国经济面临的约束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过度贴现未来现金流、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使得实现内生的技术创新，转变发展方式，成为未来的必然选择。

　　本文第一部分提出一般性的理论框架，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资本化过程对投资、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第二部分通过对中国资本存量和TFP进行测算，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泉的性质;第三部分分析中国资本化过程及特征，对资本化与投资、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四部分探讨资本化扩张的可持续性问题;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经济资本化中的投资和技术进步:基本逻辑

　　从经济资本化角度看，微观企业层面的投资和技术选择，事实上正是建立在追逐包括资本化租金在内的总租金回报的基础之上的，而这又会构成一国特定时期宏观层面的资本形成和技术特征。由于普遍的实物资产扩张和"干中学"加速效应，纯粹技术创新(广义技术进步)往往受到抑制，经济增长模式因而也更多地体现为资本积累驱动和资本体现型技术的双重特征(狭义技术进步)。

　　(1)为更直观地说明我们的理论，首先从一个基准模型开始。假设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为:

　　u=1e'lU(c)dt(1)

　　0

　　c和P代表消费数量和时间偏好率，并且0<1。假定一家代表性企业的新古典生产函数

　　为：

　　Y=F(A,K)(2)

　　其中，Y为产出，A是技术创新，K是资本存量，为人均意义上的变量（将劳动力单位化为1)。不考虑折旧。假定技术创新新增投资/面临一个转化率^K和A的演化方程如下：

　　A=a/，0<a<1(3)

　　K=I(4)

　　预算约束为：

　　F(A,K)=f+IA+c(5)

　　该优化系统的现值哈密尔顿函数如下：

　　H=ePU(c)+Ae'([F(A,K)-/-IA-c]+入Ae+Ve(6)

　　一阶条件和欧拉方程如下：

　　Uc(c)=A(7)

　　H/=-A+ZA=01=ZAA(8)

　　HfA/+AK/=0^(AK-A)/K=0^AK=A(9)

　　由一阶条件，可得均衡时三个影子价格之间的相对数量关系：A=AK=ZA

　　HA+A=PA^"FA(A,K)+A=P^ZA(A,K)+"A=p(10)

　　HK+A=PK布(A,K)+^=P节(A,K)+"A=P(11)

　　以及横截性条件：limAAAeP=limAKe"=0

　　式(10)和（11)给出了实物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两部门的套利条件。两式左边的第一个项为边际产出，来自实物资本的生产性租金;第二项是资本利得，来自资产市场溢价。利用一阶条件可得两部门间的套利条件：

　　〇FA(A,K)=FK(A,K)(12)

　　该条件假定在均衡时，两部门的资产溢价相等，同时要求创新部门可实现的边际产出等于资本积累部门的边际产出。

　　(2)上述模型只是一个基准，均衡条件隐含着该系统自非均衡向均衡状态演化的基本机制。现实中，在缺乏一个统一的资本市场的情况下，技术创新投资与实物资本投资的影子价格可能是不相等的。为此，只需要讨论在非均衡情况下的套利机制。假定P为实际利率r(忽略通胀）的机会成本。一般而言，两个部门的经营目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