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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中国省级1978-2008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我们首先分析了中国30个省区市全要素生产率(广义技术进步）的变动情况，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狭义)和技术效率变化。接着利用分阶段的随机前沿分析法，进一步得到了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将TFP增长对GDP增长贡献的剩余部分通过资本和劳动的份额平摊，可得到资本和劳动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据此测算出TFP增长、资本和劳动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因此，下面的讨论只基于分阶段的随机前沿分析法的估计结果展开。

　　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积累、劳动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三大动力源泉的贡献的趋势变动。1979-2⑴8年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为21%TFP增长对增长的贡献为19.7%资本积累平均增长率为1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4%。劳动力年平均增长率2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9%。据此基本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性质或模式为要素投入型增长或资本积累型增长，这与大量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从产出弹性看，资本的产出弹性大体上在0.48-0.63之间，改革30年的平均值为0.57,劳动的产出弹性则在0.35-0.58之间，平均值为0.42。与许多发达国家常规的生产函数(劳动占主导)相比，中国的资本产出弹性接近于0.6是很高的，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处于大规模资本积累阶段，资本占主导，而劳动则处于"弱势'地位。

　　我们的估测结果也表明，中国的资本积累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所代表的技术进步(广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表现出明显的此消彼长关系，即在快速资本积累、资本化扩张主导经济增长的时期，TFP作用就相对较弱，而当资本积累较慢、作用下降时期，TFP的作用就会上升。分阶段来看，30年中的每一个十年的前半时期与后半期相比，资本积累速度都显现出"前低后高"之势，如固定资本增长率1979-1983年仅为63%但1984-1988年达到年均126%1991-1995年平均为8.5%但1996-2000年却达到年均11.4%2001-2004年均10.9%并不算低，但2005-2008年资本积累势头更猛，年均高达14.7%。相反，TFP的贡献率在每个十年的前后半期中，却表现出"前高后低"态势。因此测算的结果，与前文模型所刻画的情景是一致的，当经济处于实物投资有较大回报、资本积累加速期，广义技术进步(或谓创新)带来的效率改进动力就会相对不明显，经济甚至处于不创新的状态。

　　3.中国技术进步的性质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不仅取决于所用技术水平的提高(狭义技术进步)，而且还取决于对现有技术的使用、发挥状况(即技术效率）的改进。从长远看，与设备、工艺更新相关的技术进步(狭义）是TFP变动的主要来源，而反映生产潜力发挥程度的技术效率变动往往与短期因素有关。将TFP增长率分解为技术进步(狭义)和技术效率变化，体现了经济增长的增长和水平效应(Lucas,1988)。增长效应意味着生产可能性曲线移动，促进了技术进步(狭义）水平效应意味着向生产可能性边界移动，提高了技术效率。

　　为使TFP的测定更细致化，同时也为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技术进步的具体性质，我们将TFP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后者又包括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结果表明，在TFP演进的大趋势下，改革30年中国技术进步（狭义）年均增长3%技术效率变化年均却为一0.9%。对TP增长起主要作用的是技术进步(狭义)，而技术效率的恶化对TFP增长起抑制作用。这就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中国TFP改进的主要源泉来自技术进步。

　　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进行比较后发现，东、中、西部技术进步(狭义)本身差距并不是十分大，但东、中、西部地区技术效率之间差距显著，导致东、中、西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距较大。就地区来看，TFP增长最快的是东部地区，TFP年均增长为3.78%,东部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25%其中尤以广东发展最为迅速，TFP年均增长6%技术进步(狭义4%而技术效率变动1.50%。处于第二位的是中部地区，TFP年均增长1.5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1495%。最末的是西部地区，TFP年均增长为0.7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7.86%。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狭义)分别为3.83%、267%和244%,技术进步本身差别并不是特别显著，但东、中和西部地区技术效率分别以年均一0.05%-1.14%,-1.60%的速度恶化，中、西部技术效率恶化更为严重，导致中、西部与东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距扩大。故地区数据也支持了中国TFP的主要源泉是技术进步(狭义)的判断，而东、中、西部技术效率恶化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着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