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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资本化过程的扩张效应与TFP变动

　　上述资本积累型驱动的经济增长与经济资本化过程到底体现何种关系，需要进一步从经济发展事实及实证检验中寻找答案。

　　中国的资本化过程是在改革的基础上实现的。早期的大量研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初始性质为增量改革即在不触动体制内产权的基础上，对经营或投资所实现的净收益(增量)的分配结构进行调整，来达到调动经济主体积极性的目的。我们的估算表明，1978-2008年间，中国经济的实物资本存量年平均增长10%而劳动人数增长仅为2%,实物资本与经济增长保持了同步。30年来资本存量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机器设备、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矿山乃至文物资源等有形资本源源不断地通过经济资本化过程"浮出水面'并被重新估值，进入了生产函数。粗线条看，这种资本化扩张引致的技术过程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上世纪80年代是农业和乡镇工业发展带动下的经济增长。在该十年的前半期，农村制度创新激励下的农业经济效率一次性提高对增长的作用较明显，后半期随着TFP下降，农业剩余资本化配合金融多元化激励下的工业资本积累开始主导经济流程。(2)90年代开始转向制造业发展。此时期资本化与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实物资产重估推动下的规模扩张逐年升级，相应地TFP的作用却逐年减弱；（3)新世纪后，中国经济资本化进入城市化加速带来的土地价值重估与溢价双重主导的发展阶段，尤其在2005年之后伴随着汇率改革，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国际资本参与下的实物资产甚至虚拟资产升值推动的急速资本形成，而经济创新被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维持在低位增长。

　　分阶段看，改革开放首先始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是国家让渡土地资源的使用权(租借土地，以公粮为对价）与从集体农庄中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基于家庭的"小规模农户企业"和新生产函数。这可视为中国第一轮的经济存量资本化过程，即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对农民来说，由于人身可支配、土地可使用、收益可分享，因此大大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带来了人均产出的增长。农业产出的增长，使得农民在交纳公粮后有了一定的农业剩余，在相对确定、家庭拥有决策权和收益权的新生产函数条件下，农户就可能加大对附着于土地的固定资产进行投资和技术革新，这对80年代初期的技术进步形成了正面影响。同时，乡镇企业(社队企业）农村个体、联户办企业开始迅速发展，为改革后不断扩大的农村剩余再投资和劳动力析出创造了资本化的条件，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革和小城镇发展。据估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约为40%。土地使用权隐性资本化与解除束缚后的自由民所释放的巨大能量相结合，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迎来了经济效率改进和规模扩张的"黄金发展时期"。当然，正是农业的发展为未来资本化带来了经济剩余。

　　进入20世纪90年代，农业剩余减少，中国的资本化主要围绕工业部门，由国企、外资和民企三条路线并行展开。首先，从90年代初开始对国有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通过企业改制、下岗分流、兼并重组等手段，对资本存量进行再评估，重构企业生产函数，允许符合条件的上市。1990年底沪深两个股票市场（以及此期间各类产权交易市场）的正式建立，推动了此后经济资本化加速进行。统计数据表明，1993-2000年间，新上市1104家，年平均达到138家，其中1997年达到最多222家(当年筹资额达到近1300亿元）90年代后半期的资本形成在此背景下得到了明显的扩张。

　　其次，1984年新的外商投资法实行，中央和地方都采取了大量优惠措施来吸引外资。伴随1992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力度加大，FDI流入加速。90年代各地区把招商引资放在重要位置，纷纷通过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在1985-1991年间，FDI流入的年增长率仅为14%，年流入量为45亿美元。1992年迅速增长至110亿美元，1993年为280亿美元，这两年的增长率均超过150%。到1997年FDI流入达到490亿美元。经济开放带来的生产函数重构、干中学和市场范围扩展的分工深化，在90年代初期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再次，民营企业在此期间也迅速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