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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塞浦路斯危机揭示欧元区系统性风险

　　2013年3月19日，塞浦路斯议会否决了总统关于开征存款税的议案。这项征税措施是欧元区国家财政部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00亿欧元援助款协议的附设条件。塞浦路斯成为欧债危机爆发以来继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第五个申请救助的国家。论文发表经济规模仅占欧元区0.2%的塞浦路斯虽如一根小手指，却能扣动新一轮欧元区混乱的扳机。塞银行业危机可以说既是希腊危机的衍生品，因为其投资标的单一，局限在希腊政府债券和房地产上，更是欧盟遮盖风险式救助计划的必然结果。系统性风险使欧元区各国呈现一损俱损的态势。

　　二、主权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

　　第一，欧盟内部存在制度性缺陷，没有建立统一的财政联盟。

　　欧元创立之日，欧元区并不符合“欧元之父”蒙代尔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前提条件，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通胀偏好的相似性、经济政策的一致性。欧元体系的制度缺陷，不仅是主权债务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危机救助机制低效滞后的重要因素。

　　货币主权，不仅仅只限于货币的发行权，它还应包括货币政策、信用政策、财政政策和预算政策，以及与货币流通有关的一切措施，即货币的供给与使用、通胀的控制、利率调控、外汇管制等。这就要求欧元应依托一个更为密切、更为稳固的接近联邦或联邦式的财政联盟或政治联盟。

　　但现实的窘境是，欧洲央行控制着货币供给和利率，而各成员国的财政盈余或赤字却取决于其主权政府的税收和预算政策。统一的货币政策难以针对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实施差别化的调控，也无法调节各国的流动性差异和应对非对称冲击。欧洲央行连续降息，但欧猪四国的政府债券利率仍然居高不下就是实例。另外，低增长的国家希望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而高增长的国家则希望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胀。不对称冲击使得欧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欧元的危机救助机制永远跟不上危机恶化的速度。

　　唯一的可选方案就是迫使各国选民屈服，组建一个囊括整个欧元区的联邦政府，执行共同的财政政策，允许跨境转移支付。对于因高额的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危机而失去经济增长动力的成员国而言，以成员国内部的转移支付方式进行差别化调控的财政政策，可以成为应对这种非对称冲击的主要手段。

　　第二，欧元区北部经济体与南部经济体存在着巨大的竞争力差异。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这是欧债危机的根源。德国、荷兰等欧元区北部国家拥有很高的储蓄率，通胀水平也相对较低，而“地中海俱乐部”成员储蓄率普遍较低。统一使用欧元后，德国因弃用马克而采用汇率相对较低的欧元，出口大幅受益，竞争力更强。而希腊、意大利等国在欧盟低利率的刺激下无节制地支出，积累起大量债务，而又因使用统一货币，他们无法再通过货币贬值来保持竞争力。这使得欧元区的成立进一步扩大南北部国家的经济差异。

　　欧洲央行从2001年5月到2003年6月，连续调降利率从4.5%到2%，这催生出大量成本低廉的资金，纵容了欧元区南部国家滥用廉价资金的倾向。

　　以希腊为例，政府发债成本从加入欧元区之前的8%以上降低至4%左右，希腊利用低利率之便，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疯狂举债搞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从2001年到债务危机爆发前的近八年间，希腊GDP增长的70%以上都是靠借贷拉动的。这样的结果是，对生产要素的过度透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遭到破坏，一旦出现外来冲击，国家抗风险能力将极其脆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由于希腊经济结构单一基础薄弱，其支柱产业海运业和旅游业受到摧毁性打击，农产品的出口也显著下降。临界点一到，政府就不能再通过经济增长的财富来支撑高投资、高福利产生的巨额债务，债务危机就爆发了！

　　廉价资金流向西班牙和爱尔兰的时候，则催生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2008年西班牙房价达到2000年的2.4倍，且价量齐涨，七年间年均建房60万套，而同期全国家庭数每年只增长了28万户。在泡沫形成阶段，银行毫无节制地发放贷款，西班牙银行业整体的股本收益率（ROE）为20.03%，经营业绩领先全球，这又不断推高房价、地方政府和家庭部门的债务比率，地产经济和金融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使政府纵容了房地产泡沫的膨胀。随着次贷危机的影响加剧，民众收入减少，购房需求受到重大抑制，由于无力还贷，大量房产被迫收回，然后银行为了减少亏损，又陆续以超低价格抛售这些二、三手房。西班牙房价持续下跌，银行的按揭贷款增长率由正转负，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政府不得不耗费巨资救助本国银行，从而导致财政不堪重负，推升公共债务负担率。

　　第三，欧洲各国的高福利对财政的负担成为欧债危机的诱因，老龄化加剧了这种影响。

　　高福利并不必然导致危机，但当经济增速下滑，经济的增长无法支撑福利增加的缺口，为了维持高福利，债务会快速积累，这就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巨大隐患。社会福利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中各个利益集团政治交易的对象，各政党为讨好选民不断提高福利标准，加剧了福利刚性。当水涨船高的福利水平超出了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国家只能举债维持财政，也即将现在的负担转嫁给下一届政府。

　　过高的社会福利开支最终通过各种税收转化为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抑制投资，降低生产产品的竞争力，同时导致失业率上升。而失业率上升会使债务危机雪上加霜：失业—政府救济—负担加重—债务上升；失业—消费下降—税收减少—债务上升……

　　同时，欧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老龄化人口对社会福利形成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劳动力资源缩减，人口红利消失，削弱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动力。

　　三、欧债危机的破解之策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欧债危机的问题是双向的：从生产性的方向看，欧洲实体经济的增长动力衰减，政府收入和国民收入都呈下降趋势；从消费的方向看，人口老龄化等加剧的高福利制度，使消费缩减、失业上升，成为欧洲不可承受之重。要从根本上解决欧债危机，必须开源节流，尽快恢复经济的增长性。

　　欧洲可以借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成功经验。克林顿政府在减少财政开支的同时，增加对交通、通信为主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为私人资本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府还把提高美国的技术竞争力放在政府的议事日程上，加大了对教育和技术的投入，推动经济转型。结果，克林顿将巨额赤字转为盈余，美国经济享受了十年的高速增长。欧盟各国也应实施以增加经济增长潜力与削减非生产性支出并举的财政政策。把促进增长和紧缩政策相结合，实行不伤害经济增长的紧缩政策，改善财政状况，逐步推低政府债务利率，从而带动市场利率向下，这样，消费者信贷、按揭利率、企业用资成本都将下降，从而逐步化解债务危机。

　　事实上，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以竞选失败的代价实施的《2010行动纲领》，出台了诸多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如通过降低税率增加个人和企业的收入、刺激消费和投资等；同时改革福利制度，将削减福利节省下来的大量资金投入到教育、科研领域，大大提高了德国的竞争力，使得德国经济增速遥遥领先于欧盟其他国家。而且，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创造的财富，可以满足老龄化社会福利保障的需要。在欧盟的其他国家，也必须以类似的方式，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