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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的2.57：1缩小到1985年逐步1.86：1；此后，这一差距持续扩大，到2011年为3.13：1。
　　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受到了国内外经济学者们的广泛关注。Sehultz（1978）指出工农业价格“剪刀差”使资本流向城市，进而发展中国家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林毅夫和孙希芳（2005）指出农村资本通过金融渠道大量流向城市，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蔡等（2005）的研究指出，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蔡继明（1998）认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由城乡比较生产力决定的，它解释了城乡相对收入差距的75.2%。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的思路是将城乡看作两个相对独立的地区，从城乡生产要素差异影响城乡经济发展的视角解释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这一思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也存在重大的逻辑缺陷。从这一视角出发无法解释，为什么改革开放前我国城乡生产要素存在同样的差异，而城乡收入差距却长期稳定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其深层的原因在于，现有的研究主要将资本积累看作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而没有探寻为什么有些国家或地区无法进行资本积累的内在深层原因。在缺少对资本积累机制深入理解的情况下，主流的增长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综合生产力能够通过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杨小凯、张永生，1999）。事实上，经济增长不仅是一个资本积累的量变过程，更是一个社会生产组织分工演进的质变过程。因此，要从本质上全面深入理解经济增长的原因及过程，就需要从分工组织演进的视角对其进行研究。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特征，如果能抓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原因，就能理解经济增长的原因。亚当·斯密（1972）指出分工是增进劳动生产率的源泉；农业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由此可以从生产组织演变的角度推论出，分工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此后，通过对分工的具体形式的考察，杨格进一步充实了分工思想，提出了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的重要观点，该观点从动态意义上揭示了分工演进的动态增长效应（Young，1928）。近年来，新兴古典经济学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并用数学语言将其形式化，将分工分析的思路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杨小凯，2003）。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分析中来了。这一重大的理论突破为本文从经济制度转型角度研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参考已有文献的研究方法，将城乡看作两个相对独立的地区，从分工视角出发，并以交易效率这一连接分工、制度转型与经济增长诸变量的概念为逻辑主线展开理论分析，以期从经济制度转型角度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提出逻辑一致的解释。为此，本文搜集了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统计数据，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城乡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政策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在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背景下，城乡经济改革的时空差异，使城乡经济发展速度不同，从而出现城乡差距的缩小和扩大；对外开放政策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提高城市部门分工水平，因此也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交易效率、分工与经济增长
　　鉴于分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探寻影响分工演进的因素便成为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亚当·斯密（1972）很早就指出，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取决于运输条件。杨格（1928）指出市场同样是分工的结果，分工在创造供给的同时，也创造需求，一个产业供给的增加必然产生对另一个产业需求的增加，即分工一般的取决于分工。因此，分工水平的顺畅进行取决于市场交易中顺利对接。而在新兴古典经济学那里，在借鉴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概念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了上述思想并明确提出了分工演进取决于交易效率的观点。以下首先通过一个简单的新兴古典经济发展模型介绍上述思想，并提出假说。
　　假定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每个人偏好多样化消费；消费品可以自己生产也可以从市场购买；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职业模式。有三种商品：商品1、2和3。其中，商品1和商品2为工业品，生产需要很少的土地，生产者可以选择分散居住也可以集中居住。商品3为农产品，生产需要大量的土地，农民只能分散居住在一个广大的面积上。生产工业品的人为C类人，生产农产品的人为R类人。购买一单位商品的交易效率为K（1>K>0）。不同类型的人之间的K不同，C类人之间K=k，R类人之间K=r，C类人与R类人之间K=s。由于农户居住的分散性，所以假定，r<s<k。k的值与基础设施条件、城市化程度、运输条件和一般的体制环境有关。消费者-生产者总人数为M。
　　每一个消费者-生产者的效用函数是：
　　u=（x1+Kx1d）（x2+Kx2d）（x3+Kx3d）
　　每一个消费者-生产者的生产函数和禀赋约束是：
　　（xi+xis）=Max{li-a，0}，l1+l2+l3=1
　　其中，xi、xis、xid≥0，1≥li≥0分别表示商品的i自给自足量、售卖量、购买量和个人生产商品i的专业化水平；1>a>0表示商品生产的固定学习成本。
　　文定理（文枚，1998）认为“最优决策不会卖一种以上的产品，不会同时卖和买同种产品，不会买和生产同种产品”。根据文定理，该经济体有自给自足、不完全分工和完全分工三类经济模式。自给自足时，每个人同时生产三种产品，没有市场。在分工的情况下，卖产品i且买产品j的分工类型用）（i/j）表示；卖产品i且买产品j和t的分工类型用（i/jt）表示。不完全分工经济有六种模式：（1/2），（2/1），（1/3），（3/1），（2/3）和（3/2）。完全分工有三种模式：（1/23），（2/13）和（3/12）。
　　这些模式的组合产生了四种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结构A；局部分工结构P1：（1/2）、（2/1）；局部分工结构P2：（1/3）、（3/1）（另一种结构（2/3）和（3/2）与P2对称，故省略）；完全分工结构D：（1/23），（2/13）和（3/12）。根据效用均等化和市场出清条件，解出四种结构的角点均衡（见表1）。比较四种结构中的真实收入水平，由于r<s，所以剔除P1有可能成为均衡的结构只有A、P2和D。通过无差异求解，有：k0=（1-2a）4/（1-a）3（1-3a）3/2。
　　当ks0。当s当k>k0时，s2=[（1-3a）/（1-a）]9/4/k1/2。当s比较结构A、P2和D之间的人均真实收入：当ks0，结构P2好于A；当且仅当s>s1，D好于P2；当k>k0时，当且仅当s>s2时，P2要次于A和D，且D好于A。
　　至此可以清晰地得出分工对于经济增长的含义，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市场协调分工收益与交易活动成本之间两难冲突的过程。上述比较结果意味着，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社会生产可以容纳更高的分工水平，从而经济得以增长。
　　同时，上述模型还内生着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二元经济转化的过程。在k由此，本文提出假说1：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发展模型，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经济由低分工水平逐渐向高分工水平发展，经济得到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到“U”趋势。
　　另外，以上的模型假定，每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和居住方式。然而，发展中国家为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往往采取限制城乡居民自由流动的政策，这些因素将抑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由此，本文提出假说2：我国限制城乡居民自由流动的政策将使城乡居民差距扩大。
　　交易效率、制度转型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演变
　　（一）市场化改革与城乡收入差距
　　从前文的分析来看，交易效率的高低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分工水平，进而决定了其经济的发展。因此，决定交易效率的因素将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按照交易效率本身的性质，交易效率实质上是对单次交易中交易费用的一种反向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