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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用市场机制发展低碳经济是否能改变人们的高碳行为

　　对能源和稀缺资源的更合理定价可以引导个体远离碳密集型生产和消费，但是，个人消费的动机超越了价格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价格并不是影响人们行为的唯一因素。如低碳技术没有得到有效的运用，无悔投资也很少。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关注气候变化及发展低碳经济，但是人们的行动却较少呢？总的来看，这是因为关注不等于理解，理解不一定会导致行动。这说明让人们形成低碳消费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需要从认知科学的角度研究低碳经济规则与人类行为的关系。关注不等于理解表明人们的认识与行动是脱节的，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并不一定表示我们理解了它的内在机制。调查显示公众承认他们对气候变化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仍然感到困惑。强调减排和适应能力的多方参与性质也会告诉人们，问题的解决不取决于单个个体，从而导致公众的无助感和无力感。在这巨大的工程面前人们感觉自己很渺小，要想人们行动，认识需要建立在来源可靠的确切的信息之上。但是我们在气候变化和人类行动的关系上还存在诸多的信息不一致，甚至矛盾的地方。如“全球变暖说”是确定还是不确定；全球变暖的始作俑者是自然还是人类；人类如何面对全球变暖是适应还是减缓；面对跨期选择是积极还是消极。这是人们有认识但不行动的重要根源。从关注转向理解还与我们思维认识问题的方式有关。如个人处理多原因问题的能力不足，低碳经济是一个多因素的问题；影响我们反应能力的滞后效应可能与对存量一流量关系的有限理解相关，这种关系描绘了温室气体的积累、减少和稳定。即使排放量以最大幅度减少，全球进一步变暖也不会停止，短期和中期的适应需求也不会消失。

　　从理解并不一定导致行动来看，知识通过价值系统传播，而价值系统由社会、文化、经济及制度因素型塑，这些因素决定我们是否采取行动。从认知科学来讲，人们对威胁能做出优先反应，即能够对有确定的、有形的、直接的冲出做出反应。而气候变化的缓慢速度及其风险的被延缓、无形和统计上的性质无法打动我们。人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特点限制了我们自然的适应本能，我们容易低估累积的可能性。我们更关注现在，对未来事件的重要性大打折扣和优先考虑在空间和时间上更接近自己的问题。调查表明个人将气候变化问题排在其他更贴近家庭生活的环境问题之后。同时人们的“有限理性”可能阻碍他们根据已有的信息采取行动，在他们决策和理性选择中会优先考虑安全、居所、当前的生活等人的基本需求。因为路径依赖，人们自然地抵制和否认与他们的文化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相反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会随财富增加而提高，但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却不然的原因所在。如收入越高的个人（国家）可能会漠视全球变暖以避免降低消费水平和改变生活方式导致的潜在成本。人们还会建构和重构信息来减少信息带给人们的不安全感觉，这导致了社会组织性的否认策略，也不利于发展低碳经济。如面临减排的责任分担问题，决策者强调国家排放量而不是人均排放量可以导致生活在非排放大国的人将他们的责任减到最小并以此解释他们的不作为。

　　如何改变人类行为？这既要求提高信息的有效性，又要提高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发展低碳经济涉及到大量的信息，提高低碳经济信息传递的有效性非常重要。在传递气候变化的信息时，信息驱动的途径必须转变为以公众为中心的途径。个人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问题起因和解决方案的积极参与者。信息透明和公开也十分重要。研究表明，信息对重要措施取得公众支持具有关键作用。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导致公众对总量管制和碳交易计划负面认识的一个主要因素并不是担心额外费用，而是对它们有效性的有限理解，这降低了公众对它们的信任。同样，一旦公众完全理解环境税并不单为筹款而是改变行为的方式，他们对环境税的反对就会减少。丹麦的减排量为什么绝对地减少？这是因为其环境税都主要用于环境保护及其相关减排行为。根据低碳经济的特点，提高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必须注意以下问题。第一，制度安排应该降低个人决定的交易成本，并加强现有信息的所有权。实现适应规划和减排的参与者自我评价制度化可能十分有用。第二，制度安排要注意限制个人轻视未来价值的倾向。个人轻视未来价值的倾向可以通过制度安排和外部压力而改变，也可以通过为企业或个人提供长期政策导向发挥作用。2007年一项针对商业领导者的国际调查发现81%的受访人认为政府需要提供清晰的长期政策信号以帮助企业发现改变和计划投资的动力。第三，制度安排要注意个人只注重短期利益结果的倾向。无论是减排还是适应都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公众可能会认为这些收益很遥远而不确定，制度的作用就是明确传递适应和减排的直接收益和共同收益，尤其是要强调涉及人类健康的收益。如从矿物燃料转向可再生资源可以创造工作机会，碳税的专款专用可以提高减排收益的可见度。第四，制度安排要注重社会规范建设。社会规范是大部分人认可的行为模式，是人们用于衡量自己行为是否恰当的参照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希望自己的行为为社会所接受而且倾向于效仿人数量众多的行为。这样，社会规范可以通过塑造人们的行为来取得社会所需要的结果，而且这样的过程通常成本较低。

　　三、如何化解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与作为社会公民的人之间的矛盾

　　人类行为从高碳行为向低碳行为转变面临另一个深层次问题：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与作为社会公民的人既统一又矛盾。同样一个人。在这里只是身份的不同而已。我们每个人都是多重身份的。但是主流经济学把人的多重身份是分开的，如作为生产者与作为消费者，分别有生产者行为和消费者行为研究，而且对于作为社会公民的人我们经济学还不研究。这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这样，同一个人的多重身份被多个学科在研究。从经济学上讲，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行动的研究已经相当多了，我们相关的经济制度是相当完善的，但是作为社会公民的人，我们的制度还不完善，或者说有些制度还难以实施。对作为社会公民的人，我们的说教、自律、道德约束多一些。从人们的习惯、成本等方面来考虑，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人还是选择在高碳经济里生产、交换与消费。而作为社会公民的人，人们已经认知到低碳经济的重要性。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制度与作为社会公民的制度并不一致，在缺乏社会治理的情况下，这种矛盾更加突出。在现代经济中，低成本还是生产者竞争的重要优势，低碳经济如果没有成本优势就很难替代高碳经济。而作为社会的人，许多规则对人们的约束还是软的，更多的还是非正式约束（如公德、价值观等），制度的不一致及人们身份的多重性影响着人们从高碳行为到低碳行为的转变。

　　要推进制度创新，改变作为消费者的人的行为，这是从高碳经济转为低碳经济的基础。高碳经济时代的人类偏好与低碳经济时代的人类偏好是不一样的，在高碳经济时代，我们的经济理念是多比少好，根本没有考虑资源和环境的约束，GDP越多越好，离开环境约束追求所谓高生活质量。但并不是高能耗就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也并不是能源消费得越多就越幸福。理查德·海因贝格根据《世界价值调查》的一些问卷调查结果得出结论，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受访者的幸福感比美国人要高约20%，其人均能耗却只有美国的25%至35%。他指出，如果充裕和健康生活的必要消费得到满足，额外的消费并不会使人们的幸福感增加。

　　从人类行为角度来讲，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着生产者（投资者）、消费者与作为社会公民之间的矛盾。人们对自我或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行为。自门格尔以来，个人主义方法论对经济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至于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不承认人们会为了他们国家的利益、阶级的利益、社会团体的利益，甚至人类的利益而行动。这一假设认为，只有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一致的时候，人们才会采取有利于集体的行动。经济学关于同质的人的假设是不利于我们分析低碳经济的。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个人理性不等于集体理性的事比比皆是。如作为消费者，人们不断地追求效应（满足）最大化，但这种最大化对环境是不利的。而作为社会公民，人们知道环境保护很重要，作为社会公民也应该好好地保护环境。这就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根源于个人利益（生产者和消费者）与社会利益（社会公民）的矛盾。人类社会在保障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制度方面要完善得多，而在保障社会利益方面，我们的制度还不完善，即使存在的一些制度实施起来也相当难。从体制上看，市场机制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实现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平台和保障，但是作为社会公民目标实现的非市场机制（如民主体制）并不尽人意。况且，消费者的私人欲望与公民的共同理想之间存在着差异。大多数消费者都希望得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2002年开展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大约50%的消费者表示希望环境得到有效保护，但那是公司的责任，不是他们的义务。研究表明，只有当环保产品的售价不高于一般产品、质量和性能至少处在同一水平、来自他们了解并且信赖的品牌、可以在他们平日光顾的商店里买到并且使用习惯不需要很大的改变时，消费者才会去购买不污染环境的商品。消费者总是说自己关心社会责任，但是在生活中却很少有人愿意为此多花钱。2004年，在欧洲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在参与测验的消费者中，有3/4表示他们愿意因为公司在社会或环境上的良好记录而改变他们的购买决策，但是仅有3%的人承认他们真正这样做了。

　　如何解决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与作为社会公民的人之间的矛盾？

　　一是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自己的消费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包括采取经济手段（如价格）和宣传教育的手段。大多数情况下，消费者并不知道自己的消费行为会对环境产生怎样的影响，因此是否选择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显然也是一个宣传教育的问题。人人都知道白炽灯泡是一个高能耗产品，但是等离子显示屏呢？高能耗恐怕只停留在专家这一阶层。每年12月份，都有从智利空运到欧洲的樱桃上市，这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牛奶制成的奶酪是一个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这个消息是最近几年才通过媒体传播开来的；还有一次性照相机、易碎玩具——人们不需要刻意提醒也知道，这些产品背后的制造工艺并不简单，但是却似乎太不经用了点儿。为什么人类在生产和消费产品时追求低成本、高效应，而不能做到环保和低碳呢？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没有通过制度、政策把环保和低碳纳入到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之中。人类的制度也是“分裂”的，在生产和消费领域，我们的制度安排引导人们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而在社会领域和公共领域我们的制度安排则要求人们环保和低碳，所以要发展低碳经济就必须在生产领域、消费领域和社会领域实现“统一”的制度安排，让人们的行为从生产、消费领域就开始环保和低碳，要让环保和低碳成为约束人们生产和消费的条件。只有通过制度安排让环保和低碳成为约束人们的条件，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模型的构造有四大要素：（节能、环保）意识、法律法规、激励机制、竞争。为什么在日本节约能源的效率要远远高于所有其他国家呢？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广泛采用环保措施和能源节约措施的日本民众。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不仅仅日本政府感觉到了恐慌，日本民众也感觉到了事情的紧迫性，于是能源节约措施开始被政府和人民同时选用。在那之后，日本企业十分注重能源节约型设备的开发，同时日本消费者也优先选用能源节约型产品来响应。为低碳经济开发技术是可行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创造一种机制将这种先进的技术销售到市场中。这需要市场中的普通消费者都有强烈的节能意识，而不是普通的自由竞争市场。日本与其他国家能源效率不同的原因不仅仅在技术上，还在于能源意识的不同，因此，在市场上购买节能型设备和产品的第一个要素则是普通消费者强烈的节能意识。能源意识、低碳意识在发展低碳经济中至关重要，有了这些意识，既有利于低碳技术的发展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也有利于低碳技术的应用和制度的实施。

　　二是改变人们的消费偏好和生活方式，要通过多种方式让低碳进入人们的生活模式和消费模式。在人类不创造新消费形式的前提下，20年后人类的能源消耗将比现在增加30-40%。随着城市化进展，人类对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经济越发达，资源的需求量就越大，因此，破坏环境的真正推手是“人类不加限制的消费欲望”。通过消费结构改革和绿色科技创新，构建起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合作的政策网络，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不降低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情况下，如何通过低碳技术、低碳生产方式、低碳生活方式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来让人们参与应对全球变暖的动议，从而发展低碳经济。其实人类发展低碳经济的潜力很大，首先是如何通过观念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发展低碳经济。现在的政策和制度更多地是从供给方面来发展低碳经济，这种忽视需求的偏差不利于发展低碳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消费者对“低碳”的偏好和对低碳产品的需求将决定着生产者对低碳产品的生产与供给，需求与供给的相互作用才能更好地发展低碳经济。我们既要有从供给方面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也要有从需求方面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

　　三是完善社会治理来缓解这种矛盾。社会问题需要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来解决，但我国社会管理相对滞后，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中国正在经历的转型不仅是经济本身的巨大变化，更是在认知层面上理性的社会建构方面发生的深刻转变。中国不仅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而且社会管理也滞后于经济管理。人们开始认识到经济的确是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的，要注重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必须引入社会的变量。历史与现实表明，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有利于环境保护运动的形成，包括发展低碳经济。为了解决发展低碳经济中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与作为社会公民的人的矛盾，我们需要加强社会管理、完善社会治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社会运动促使政府出台应对环境问题政策措施的案例。这些运动往往是由技术系统的扩张导致环境恶化而引起的。例如，19世纪末，美国出现的资源保护运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西部的铁路铺设加剧森林的采伐引起的。类似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兴起更多的环境保护运动，是由工业的扩张和污染引起的。通过这样的社会运动，环境保护进入公众讨论的范围，并且最后被纳入了制度框架中。强化社会公民的人可以减少作为生产者和作为消费者的人对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奠定微观基础，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管理创新越来越重要，要构建公众参与发展低碳经济的社会平台。仅有市场机制，仅有政府政策干预是不够的，让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才是实现发展低碳经济目标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