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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曹禺在三十年代以一个文学创作新人的身份出现在现代文坛之上，这个时候中国新文化的转型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大力推动下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曹禺无疑深受这种巨大影响，但是他本身又在传统文化的浸染下成长，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曹禺内心深处仍然有无法摆脱的传统思想的羁绊，而这些传统文化的精华也好糟粕也罢都是值得读者细细品读不断思考的部分。

　　关键词：曹禺；雷雨；北京人；传统文化

　　文学的发展从来都不是断裂的，一个时代之文学对另一个使其的文学总是有割剪不断地联系，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数千年的积淀，是中华文明不断融合形成的我们民族特有的民族特质和历史风貌，它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意识观念的相互融合的结晶。传统文化对于文学发展繁荣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文学作为一种表达式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要与文化接轨。无论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还是尚未被认识到的文化中的糟粕，它都是中华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世界和人的认识的反映。

　　中国传统文化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改变就是文学的现代性诉求，“五四”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充斥着激进情绪和狂飙突进使命的大时代，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有着改变社会的强烈欲望，想让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就使他们对中国现代性的期望很高，在这种激昂情绪的发酵中，众多的知识分子抛弃了他们的理性判断和学理标准，他们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大规模的怀疑、摒弃甚至批判。简单地把“现代”和“传统”对立起来，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随着认识的深入合理性的复归，“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开始转变，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更加公正的判断。然而无论是发扬抑或是批判，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否定传统文化的主张现代性的姿态背后，正显示出了一种事实：要这一代的知识分子仍然有着无法彻底摆脱的传统的思想文化的羁绊。

　　曹禺在三十年代以一个文学创作新人的身份出现，以一部《雷雨》让整个文坛震惊和赞叹。曹禺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浸染很深的，他出生仅三天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是一个潦倒的封建官僚。在曹禺的的几部最富盛名的戏剧作品中，我们可以随处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雷雨》中周朴园封建家长制的专断、繁漪挑战所挑战的封建的政权、父权、夫权神权；《日出》中的在父权制社会中的被压抑被扭曲的旧社会的女性的生存状态；《原野》中的“父债子还”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复仇意识；《北京人》中作为士大夫典型的曾文清在传统文化桎梏中无法摆脱出来的悲剧。在曹禺的戏剧中，中国的而传统文化大多都是以负面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也正表现了曹禺作为接受过“五四”新文化影响的一代年轻人的情绪，希望通过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不足和狭隘来不断地进行一种新的文化体系的改造和重构，让传统和现代在文学的创作中达到一种和谐。

　　《雷雨》作曹禺的代表作和成名作，从问世之后一直受到研究者追捧。《雷雨》所蕴含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其中既有对人类命运无法被掌控的恐惧，也有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恶势力的揭露，还有对以周朴园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制度的批判等。其中从周朴园这一人物身上可以明显的发掘出封建社会及文化对其影响之巨大。周朴园年轻的时候也曾有过新式的思想和追求，但是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不断地逼迫他要求他的改变以生存，于是他妥协了，变成了黑暗的封建社会的拥护者，在一个封建的大家庭里充当了一个封建大家长的角色。《雷雨》的整个故事都围绕着周朴园展开，延伸。在《雷雨》中所有的矛盾冲突可以说都和周朴园有着之间或是间接的关联：他自私专横，把“繁漪”磨成的毫无生气的石头样的人，最终人性开始扭曲；他薄情寡义，三十年前对侍萍始乱终弃，导致了三十年后的兄妹乱伦的闹剧；他冷血无情，对工人残酷剥削，致使他与鲁大海这对父子之间的尖锐对抗。周朴园的性格是复杂的，他脱胎于中国的封建阶级，从一个封建家庭的反抗者发展到一个封建家庭的维护者，这种的转变可以说有社会逼迫的因素，但归根到底还是他所受的传统文化的浸染，使他把一切自认为有利于维持封建家庭秩序的规则理所当然的继承下来。他如此教育周萍“我的家庭是我认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我的儿子我也认为都还是健全的子弟，我教育出来的孩子，我绝对不愿叫任何人说他们一点闲话的”周朴园用了一种近乎自欺欺人的方式，沉醉在他认为合理的、圆满的、有秩序的家庭生活中，但是他分明已经感觉到这种安定的表象背后的潜在的“大雷雨”。周朴园认为在一个父权制社会中，封建家长的权威是绝对不能被任何人动摇的，所以他用各种不可理喻的方式逼迫繁漪喝下那苦药，他有权设计儿子、妻子的命运，要是有谁违背了他的意志，他的冷酷的本性就会立即暴露。

　　周朴园的本质是自私、冷酷、暴力，它所具有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形成的种种畸形的性格，使它成为整个雷雨最大的悲剧制造者和根源，同时他也深受其害。作为妻子的繁漪的反抗与报复，作为儿子的周萍的背叛和冷落等所有不安定的因素使他费尽心神维持的周公馆以及大家庭的秩序摇摇欲坠最终轰然倒塌。最后他在教会医院照看两个疯女人，彻彻底底的成了一个精神无所依傍的孤

　　独者。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句话是曹禺的另一剧作《日出》的注脚和主题的诠释。在《日出》中曹禺突破了太像戏的《雷雨》模式，将关注的重心转向了日常生活，尤其是开始关注在中国宗法制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境遇。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从来都是处于从属地位，被看做是男人的附庸，这一点不仅仅是所有男人的共识也是大部分女人所默认并接受的现实。在陈白露还叫竹均的时候，她是多么的高傲啊，当家庭变故时她仍旧果敢的相信个人的奋斗能够成功，并且沾沾自喜甚至开始崇拜自己，殊不知，她所认为的个人奋斗实际上不过是别人利用了她的美丽和聪慧。当陈白露自己开始意识到这个事实的时候，她就已经陷入了男人用金钱所编织的漩涡不能自拔了。方达生的出现给这个“完全堕落的交际花”带来巨大的冲击，她那早已被隐没的自我精神开始复苏，但是那也只是一种短暂的回归，最终在那一串她已经习惯的桎梏中生活着、挣扎着直至 

　　死去。

　　在与陈白露所在的高级旅馆相对比的是翠喜与小东西所在的三等妓院，在这里的女性更是早已经失去了女性应有的尊严，她们用自己的仅剩的肉体来换取生存的粮食。翠喜虽然在肮脏的下等妓院生活着，但是却并没有完全失去自己，她有着一颗金子般发光的心，有着许多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她对小东西的母亲般的关怀是整个剧中充满温情的时刻。小东西的存在更是可悲可叹，小小年纪就有着极强的反抗的精神并予以行动，先是不愿意屈从而打了财大势大的金八，再是不愿在妓院而以生命向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做出了最后的控诉。无论是翠喜的善良还是小东西的反抗，想要在宗法制的男权社会中存在都是十分艰难的，他们的这种独立的精神和善良的品质是不被社会接受认可的。果然，最后所有的女性自身所珍视的东西都被践踏，封建的父权、夫权任然是她们的梦魇。

　　《原野》是讲“是讲人与人的极爱和极恨的感情”。仇虎的复仇是贯穿全剧的主要线索“仇虎的复仇是中国社会最为典型的家族复仇，家族复仇是以血亲利害为尺度，有时甚至违背普通的社会伦理法则而表现出一种非人性的残忍”。仇虎把为父报仇作为其生命活力的支撑，在其发现害死父亲的焦阎王已经死了的时候，他整个人感觉都虚空了，所以他必须转嫁这种仇恨。仇虎在本质上真不是一个极恶之人，在他决定转移报仇对象之前他也曾经挣扎过，焦家一个瞎眼的焦母，一个连蚂蚁都不敢踩死的曾经是仇虎朋友的儿子焦大星，一个还是年幼无知的小黑子，这些人都不是性本善的仇虎真心想伤害的，但是最后封建的传统法则战胜了理性，仇虎还是毅然把复仇付诸行动。在仇虎的一系列复仇行为的背后，可以清晰地看到“父债子还”、“杀人偿命”、等这些封建传统观念对他的毒害，他反抗的越是激烈，证明毒害的越深。然而，复仇完成之后，仇虎并没有体会到那种应有的快感，相反而来的是恐惧，是无所适从。他陷入了一种幻想，这种幻想把他折磨到精神崩溃，他迷失了自己，最后他在做这种焦灼之中颓然倒地再也没有站起来。仇虎从复仇再到死亡的这一过程，是因为他良知并未完全泯灭，他的杀人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封建社会法则的残酷使然。

　　《北京人》所展示的封建士大夫家庭的败落常常被看做是《雷雨》的反封建主题的继续和发展。在《北京人》中，曹禺对封建就家庭进行了有一次猛烈地攻击和揭露，在这样的家庭里有封建家长曾皓，有过度受到士大夫文化腐蚀的曾文清，有在封建礼教浸染下成为“自愿奴隶”的愫方等一系列人物。在这些人物中，封建家庭的长子曾文清无疑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对他的形象的刻画，可以看出传统文化中不良因素的对一个人的桎梏。曾文清没有什么特点，他最大的特单就是懒，“懒于动作，懒于思想，懒于用心，懒于说话，懒于举步，懒于起床，懒于见人，懒于做任何严重费力的事情。种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这是他长期遵循的传统礼教的熏陶的结果，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传统的惯性力量有力地抓住曾文清，并且让他自觉地拥抱着这个有着巨大惯性力量的文化，着迷于这个文化中的各种物质表现形式，钟情于种种的文化事物，心甘情愿地被俘虏，而再没有力量去脱胎换骨”。曾文清已经忘记了独立的人格是何物，忘记了蓬勃的生命力应如何，他抛弃了个性和行动能力，慢慢的变成了一具“生命的空壳”。

　　终于当他父亲曾皓跪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被迫走出了家门，想要做点事情。然而，他所才去的方式又是那么理想化和让人哭笑不得。他带着他的一轴画想用一种饱含士大夫才气和符合士大夫高雅身份的方式谋生，结果可想而知，外面的世界比这个让他难于安心的家更加艰难，于是他又带着他那轴画回来了。回来以后的曾文清更加绝望，无所事事本不是他的本意，是文化的无意识的浸染的结果，他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失去了自己的目标和方向，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最后他以死结束了他“废物”一般的人生。

　　曹禺的剧作是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单在这篇文章中所涉及的四部代表性剧作中就可以分明的体现出来。传统文化中并不都是糟粕，是害人的东西，也有积极的精华的部分，比如《北京人》中愫方的“把好的送给人家，坏的留给自己”的人生箴言，还有“为着自己受苦，留给别人一点快乐”的信条，这种牺牲精神有时虽显得过于迂腐但无疑也是对中国女性传统美德的一种肯定。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褒扬抑或是贬弃，都是曹禺作为一个现代作家对于文化革新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李扬： 《悖论与整合：<北京人>中的“反传统”与“传统”》，《广州大学学报》 2007年第11期

　　[2] 范银芬：《曾文清：为士大夫文化“画魂”》，《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06年第1期

　　[3] 谢伟民：《徘徊于两种文化冲突之间--中国现代文学长子形象简析》，《吉首大学学报》 1989年第2期

　　[4] 陈留生：《特殊“废物”曾文清》，《连云港教育学院学报》 1994年第4期

　　[5] 张莹、肖渝：《现代文学中的长子形象》，《山东教育学院学报》 2009年第3期

　　[6] 罗炯光：《一对“废物”的审美价值--<北京人>曾文清、江泰形象并论》，《郑州大学学报》 1992年第1期

　　[7] 杨凡：《论现代文学中长子形象的悲剧性》，《重庆社会科学》 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