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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不同意普列汉诺夫的这种观点，“一方面，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称，‘因而’就不应该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

　　所谓的‘套中人’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忘记了，‘相称’是永远不会有的，在自然界的发展中，也和在社会的发展中一样，这样的相称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种不相称的毛病———才能从一切国家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胜利的社会主义。”列宁认为，俄国革命可以割断东方专制的传统，无需经过长期资本主义积累，就可以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适时通过革命进入社会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为解决俄共党内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开始研究俄国“亚细亚的”现象。他描述说，在俄国“主宰这一片片空旷地带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乡村同铁路，即同那连结文明、连结资本主义、连结大工业、连结大城市的物质脉络往往相隔几十俄里，而只有羊肠小道可通，确切些说，是无路可通。到处都是这样。这些地方不也是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吗？”列宁断定，这种落后、愚昧的“亚细亚的”图景就是滋生官僚主义的温床和基础。“我们这里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是另外一种：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涣散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缺乏农工业之间的流转，缺乏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列宁逝世后不久的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起来，可到１９２７年上半叶迅即遭受挫折步入低潮，共产国际内部开始就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展开讨论，又一次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既反对封建残余又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所以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托洛茨基等反对派人士则认为，中国封建残余已微乎其微，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资本主义。１９２７年１２月，联共中央委员罗明纳兹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中国农村现存的社会关系是与中世纪欧洲情况完全不同的封建主义，其实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马扎亚尔也认为，中国农业生产的特点，使整顿水利和人工灌溉在农村经济中十分重要，造成了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基于这种认识，１９２８年９月共产国际六大做出决议：中国、印度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主要特征，是“中世纪的封建关系或‘亚细亚生产方式’”。虽然中共代表瞿秋白对此表示异议，认为中国虽然存在过“亚细亚生产方式”，但旧的亚细亚国家已不复存在，在经济方面，中国早就存在土地私有制，不同意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确定中国社会的性质。遗憾的是，瞿秋白的建议未得到大会的关注和支持。

　　在普列汉诺夫的影响下，马扎亚尔于１９２８年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他认为，中国农村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亚细亚生产方式”，自原始社会解体后到资本主义入侵前的东方社会，既不是奴隶制社会，也不是封建制社会，而是一种独特的亚细亚社会。“外国资本未侵入之前，中国社会是在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支配下，以同一的技术水准，而反复生产着。”他还认为，中国“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是没有土地私有制，国家是最高的地主；人工灌溉系统和由之形成的官僚体系；专制主义统治等，明确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制和封建制。马扎亚尔派的观点，从理论渊源上是承续了马克思１９世纪５０年代的看法，主要是受普列汉诺夫思想的影响；从实践上看，这种观点模糊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取消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对中国革命实践具有消极的影响。

　　１９２９年后，由于受苏共党内政治斗争的影响，苏联当局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和托洛茨基主义联系起来，使得“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被迅速推向政治悬崖。一些主张俄国和东方国家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学者，受到具有政治宣判意味的粗暴批评，要么被冠之以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言论，要么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１９３１年，在列宁格勒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亚细亚生产方式说”被正式定为一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其论者亦被明确视为托派代言人。共产国际官员约尔克明确说，没有必要再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实际存在的问题，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揭露这一理论的错误。哥德斯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不单是一种研究东方国家土地制度的理论，也是具有明显的政治危害性的理论：一方面，往往会用来反对共产国际对殖民地革命性质的看法，成为滋生托洛茨基主义的土壤；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被东方民族主义分子利用，借口东方社会的特殊性而拒绝马列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的普遍适用性。１９３１年，斯大林也发表文章认为，所谓东方国家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不符合马列主义关于阶级与国家的学说。由于当时苏联特殊的政治高压气氛，加上斯大林所作的定性结论，持“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学者没有机会进行申辩，其代表人物马扎亚尔在受到严厉批评后宣布放弃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观点，转而表示应该到更遥远的过去中才能寻找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痕迹。斯大林的强势介入，使得“亚细亚生产方式”失去了作为东方独特性表述的标签，而逐渐沦为普遍主义历史观的附庸。

　　在此，需要着重分析哥德斯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观点，管中一窥这个论证俄国及东方国家的历史发展特殊性和社会革命合法性的特殊史观，是如何一步一步被推向普遍史观的神坛的。１９３１年２月，共产主义学院列宁格勒东方学会和东方研究所共同召开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研讨会，作为联共官方代表的哥德斯发表了一份长篇报告，尖锐批判马扎亚尔学派的观点。首先，哥德斯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阅读摩尔根《古代社会》之前提出的一个理论“假设”，因为“当时历史科学本身正经历着连马克思在对历史过程的个别环节的理解上也不得不留下空白那样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之所以作这样的“假设”，一是在东方各国确实保留着原始社会各种关系的残余公社形式，二是这些地方又存在着表现为阶级统治以及一定的从属体制的专制国家。“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假设，就不能很好地描绘出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可是，当从摩尔根《古代社会》中了解到原始共产制崩溃和私有制产生的情形后，马克思便抛弃了这一假设。其次，哥德斯引用列宁《论国家》中关于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的论述来否定马扎亚尔等人的观点。“在列宁那里，亚细亚生产方式既不包括在某个国家的具体形态的特征中，也不作为历史过程中必需的一环而存在。”所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专指封建主义。最后，哥德斯还上纲上线，把对亚细亚方式的学术讨论上升为政治问题，指责马扎亚尔等人不仅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根本问题上的方法论，也抹煞了现代东方的封建制残余，因而在政治上是十分有害的。当然，列宁格勒会议并不是一次严肃的学术讨论会，而是充满政治色彩和党内斗争火药味的清算会。哥德斯忽视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公社的分析框架，武断认定“亚细亚生产方式”只是马克思早期的一个“假设”，实际上表现出苏联学术界和政界逐步向那种社会历史进化的普遍史观回归的迹象。应该说，这种用政治斗争的方式取代认真的学术讨论的做法，本身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东方专制特点的某种体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足取的。

　　斯大林在１９３８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标志着世界历史视域中的“俄国道路”和“俄国方式”被完全整合进作为历史宏大叙事的普遍史观的框架，于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切入点来解释俄国经验、构建东方特殊史观的尝试，遭到全面封杀。斯大林断定：“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

　　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在这五种生产关系之外，决无“独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存在。世界历史的演进似乎只有按照斯大林确立的“五形态”序列前后相继向前发展，才能获得其存在的合法性。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苏联学者再也不敢越出“五形态说”的雷池，提出与官方立场不符的学术观点，只能利用各自的学科为“五形态说”进行诠释和论证。

　　显而易见，斯大林提出社会历史进化的“五阶段论”，试图按照宏大历史叙事和西方普遍史观的路径，将东方社会历史的特殊性、俄国革命的特殊化实践经验上升为一种普遍化的理论建构，旨在构建俄国革命的合法性基础。然而，斯大林的这一做法，表面上是向马克思的普遍史观的叙事逻辑回归，但实质却是假借普遍史观的形式很大程度上阉割了俄国及亚洲（特别是中国革命）实践的真实性和历史性。

　　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和中国史观

　　回溯１９４９年前后中国的学术历程，不难发现，中国历史编纂体系和历史叙事，始终处于斯大林所设定的叙事框架中。特别是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也一直受到苏联学术议题和政治论战的牵引，几个看起来分歧较大的问题与观点，都仍未能摆脱普遍化的历史叙事。这就使得由这些问题域所牵引出来的对中国的历史解释，有可能完全背离了中国的实际历史进程和中国特有的制度安排及社会构造。

　　国内第一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发生于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其社会背景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中共需要重新反思中国社会性质，从而与当时苏联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形成了思想联动。１９２８年，中共在莫斯科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政治决议案确认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国家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因此中国民主革命的目标是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在当时，共产国际的一些理论家坚持其既有的“亚细亚的”立场，认为中国仍然存在着“独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促进亚细亚的裂变以发展资本主义，否认中国进行以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民主革命的必要性。这个结论成为引发中国学术界开展“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导火线之一。

　　当时国内学界的讨论主要局限在史学领域。郭沫若在著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提出中国历史“四阶段论”，即西周以前的原始共产制、西周时代的奴隶制、春秋以后的封建制及近百年来的资本制。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从中国历史来看，“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地进入了封建时代。”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中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封建制生产方式，他批评马扎亚尔提出水的力量决定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观点，指出“总不应该倒果为因，拿上层建筑的东西去解释下层基础”，其意图是通过否定亚细亚国家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来反对现实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