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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翦伯赞则批评“郭沫若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陷入公式主义的泥沼……在方法论上陷于全盘的错误”。杜畏之在《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一文中也批评郭沫若“机械地固执了一种死的成见或方式”，认为历史的发展毫无规律性可言，“氏族社会可以生育一个亚细亚的社会，如在古代的近东，亦可生育一个古代社会，如在希腊与罗马，又可以生育一个封建社会，如在纪元前十二十三世纪之中国，还可以生育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如南美洲印加帝国下的社会系统。”翦伯赞、杜畏之虽然都不赞同郭沫若的观点，但二人所持基本立场南辕北辙，可谓失之千里。此外，李季认为“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是原始氏族社会瓦解之后出现的独立社会形态，在时间上相当于盘庚迁殷至殷末。胡秋原则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专制主义的农奴制”，中国历史自秦至清末这一时期都属于亚细亚社会，“英国未侵入中国以前的中国社会的基础，是前资本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此时，尚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期，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存在着诸多不足。对接苏联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环境，不仅使学术讨论不可避免地与政治因素搅合在一起，而且讨论主题也明显受到苏联论战的牵引和主导。仅中共六大前后关于土地问题重要决议案中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表述，就出现了强烈的对比变化。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按照共产国际的口吻明确了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性质是属于“亚细亚的”性质。然而，１９２７年底，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苏共开除出党。为了与托派划清界限，表明政治立场，中共在１９２８年６月召开“六大”制定《土地问题决议案》时，再次修订有关中国社会的“亚细亚的”特征的表述，从“农民力争土地的斗争之意义”出发，否定了中国存在“亚洲式的生产方式”。可见，此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中国的农业经济与土地关系，不但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欧美不同，并且和欧洲中世纪时代（资本主义前期）的土地关系也不同。这种差异的最重要的前提，实在就是中国生产之自然界的环境与中国历史发展之特殊条件……造成中国这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就是马克思列宁所称为‘亚洲式的生产方法’制度。中国如此之多的小农经济，实际上不相关连，可是中国很早便有貌似统一的国家政权，这种国家政权的物质基础之一，便是人工灌溉。中国官僚制度的作用向来非常之大，这个原因便在于此……此后经过很长期的无政府状态，经过非常残酷的阶级战斗，然后最终的形成所谓亚洲式的生产方法。中国的国家用从细小的许多诸侯采邑变成亚洲式的专制政权，有极发达的官僚制度。农业与农民的家庭工业（纺织等）相联结，又使亚洲式的生产方法有很大的内部稳定的状态……过渡于新的生产方法，发展全国的生产力，农业技术的进于更高的阶段，在现时都阻碍于这旧社会制度的遗毒”。（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集》第３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４８９—４９１页）“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发展之特殊情形，和西欧封建制度有许多差异：中国以前的国家封建制度（所谓国有土地）与地主私有土地制度同时并存，这两种制度互相斗争。然而根本的事实并不因此而变更，这个根本事实，就是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现时这种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凡是上述的那些中国经济的特点，土地关系的特点，很明显地是半封建制度。如果因为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农村经济，完全是从亚洲式生产方法进于资本主义之过渡的制度，那是错误的。亚洲式的生产方法底最主要的特点是：（一）没有土地私有制度。（二）国家由于国内学术积累不足，政党的成熟度也不够，不仅缺乏中国自己的问题域和参照系，也难以形成中国特色的独到见解。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内出现的第二次“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则具有民族救亡的政治意味和更为浓厚的苏联特色。就前者而言，此次讨论是基于抗战的背景下日本学者秋泽修二在１９３７年后相继出版的《东方哲学史》和《支那社会构成》两书迎合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他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严重停滞的社会，其原因是“农村共同体的有续、残存”和以“人工灌溉”为基础的“集约性的小农经营”，要打破中国社会“停滞的”、“循环的”、“倒退的”现象必须依靠外部力量的介入，才能“给予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以最后的克服”。这种明显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张目的论调，遭到了一批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严厉批判，使这场学术论战带上中日民族之争、文化救亡的政治意味。就后者而言，参与论战的这些论者在驳斥秋泽修二曲解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夸大中国社会停滞性现象时，都在争相引述普列汉诺夫、马扎亚尔、哥德斯、柯瓦列夫、雷哈德甚至日本的早川二郎、国内的郭沫若等人的观点，使这场论战的话语系统打上明显的苏联印记，无法摆脱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苏联式解读和斯大林钦定的历史发展模式。因此，发生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４０年代初的这场论战，从政治上看，带有明显的同仇敌忾、抵御外侮、唤起民众的性质，客观上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对“国是”的话语权；从学术上看，则是对苏联二三十年代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各方形形色色观点的复制和运用，中方论战者接续了明显的苏联话语系统和斯大林的历史发展模式。欣慰的是，当时史学界受日本“小寇”秋泽修二的刺激，陆续推出“用科学方法写作的”且“观点相当正确的”历史著作，史学大家如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侯外庐、杜国庠等纷纷出版了中国通史、社会史、思想史等方面的传世著作，成为这次论战意料之外的后续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国内出现了第三次“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就讨论的国际背景而言，一是战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特别是在６０年代以后亚、非、拉的新独立国家在摆脱殖民主义枷锁后需要寻求新的社会发展道路；二是随着世界冷战格局的形成，意识形态的对垒使东西方泾渭分明，东方的壮大与发展成为质疑西方的民主与自由、文明与进步的样本，为此，魏特夫等人利用和歪曲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为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政策辩护，歪曲和攻击苏联、中国等东方国家的社会革命和制度性质是“亚细亚复辟”。

　　基于此，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题必然涉及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社会形态更替、东方社会特点、东方革命合法性等重大问题，加之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实现从革命走向建设，这样，通过讨论建立与自身社会历史特征相符合的理论体系，致力于融汇传统文化精华的“中国化”话语系统的形成，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１９５７年，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出版了《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一书，提出“治水社会—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魏特夫长期研究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他不仅在该书中大量引证马克思等人关于亚细亚的论述，而且仔细区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在这个问题上“令人遗憾”的“变化”和“倒退”。他认为，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其实指的是一种治水社会，由水利灌溉需要和治水农业组织形成了“东方极权专制”，断言东方社会的人民在强大的专制政体下没有自由，只有全面的“恐怖”、“屈从”和“孤独”。魏特夫认为，如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来分析治水社会，就会发现中国和苏联等国存在“亚细亚复辟”的现实，其中斯大林主义就是例证。然而，魏特夫的观点甫一出笼，即遭到国际上许多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魏特夫提出“治水社会”的理据不足，不符合东方特别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实际；他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有断章取义、任意阉割之嫌，缺乏学者应有的严谨态度；他的观点为西方冷战政策服务的意图明显，失去了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等等。当时，新中国刚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不久，百废待兴，忙于打破国际经济封锁，再加上国内政治运动，对外学术交流除苏联以外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导致对魏氏建构的理论幻象明显地反应不够。所以，参与此次讨论的学者，如童书业、日知、吴泽、束世澂、杨向奎、侯外庐、吴大琨等人，虽然在研究深度上有一定进展，但囿于研究资料仅来自苏联和国内二三十年代的文献供给，苏联模式对我国学术界的影响仍根深蒂固，基本上停留在自说自话的状态，对作为国际学术热点的“魏特夫现象”的实质回应也很有限。

　　梳理现代学术史，不难看出，自郭沫若以降，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种种解释和论说，大多是在关注和研究东方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过程中，全盘接受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论和斯大林历史发展阶段论，并用之于解释和论证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这种现象的实质，是用理论逻辑和普遍规律去剪裁历史、改造历史甚至是阉割历史。回顾和总结马克思的思想演化历程，我们发现马克思从黑格尔普遍史观那里承袭的、基于欧洲经验总结出来的、被后来者如列宁和斯大林等人所归纳的唯物史观，本质上还属于一种欧洲史观。马克思在他的中晚时期对东方社会及俄国公社的研究中所得出的一些睿智见解和理论，并没有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谱系中得到必要的、充分的展现。基于东方社会独特性的理论概括，亚细亚生产方式并没有在普遍史观的话语系统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看来，中国独特的历史演化进程仍然需要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视野中锻造新的解释框架。

　　研究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进程，必须彻底摆脱“普世主义”历史观的影响，既要反对任何形式的“西方中心论”倾向，也要反对在马克思主义面目下的各种教条式的做法。这样一种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则和方法，也为满足中国当下的现实理论需求提供了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需要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论谱系，从而更加坚实地确立以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为基础的民族自信。回归到“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主题，我们不难看到，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的视野中，亚细亚生产方式既是人类社会早期的原生形态之一，也是近代东方社会的历史“遗存”，在其自身独立的发展轨道上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从前资本主义时期向资本主义时期的演进中存在着两条路径：一是“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二是“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以土地公有、国家主导、自给自足等特色而存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在催生和保持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超稳定结构”中发挥着何种作用？当前在我国行之有效的国家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一种完全区别于欧美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与历史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有何内在联系？显然，必须进行新的理论概括与总结。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上，现实发展向我们提出的理论需求是：我们既要走出“亚细亚”，也要回顾“亚细亚”。走出“亚细亚”，就是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潮中努力建立与时俱进的“现代性”，克服亚细亚生产方式遗留下来的“孤立性”、“封闭性”与“停滞性”，扬弃过去的自我封闭旧习、封建宗法制度和自然经济方式。回顾“亚细亚”，就是要继续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所遗留的文化遗存和文化基因，理性地认识这种“文化基因潜质”的历史存在与现实存在，认真分析“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今中国发展模式和特色道路的关系。

　　因此，从普遍史观到特殊史观，既意味着世界历史发展格局下东西方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也是我们分析和研究世界历史发展的科学方法。这不仅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源流和现实建构，而且为我们推动具有自身发展模式的中国史观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持。我认为，在建构中国史观的过程中，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中国的历史发展模式和现实发展经验，这是我们研究和总结中国史观的历史现实背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和晚年的东方社会思想，这是我们厘清和梳理中国史观的基本理论框架；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启的“俄国道路”及其社会主义实践的嬗变，是我们构建中国史观不可缺少的启示与借鉴。这三方面所形成的中国“合题”，就是未来我们确立中国史观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