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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2009年国家开始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解决我国农村的养老问题。然而新农保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还有待评估和验证。本文利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08—2011年两期面板数据，使用倾向分值匹配基础上的差分内差分方法(PSMDD)，评估了新农保对农村居民养老模式的影响。结果发现，新农保提高了参保老人的经济独立性，降低了老人在经济来源和照料方面对子女的依赖，参保老人对社会正式照料的需求有所增加;同时，提高了参保老人在居住意愿和实际居住安排上与子女分开居住的可能性。因此尽管新农保的实施期限不长，但已对我国农村传统的养老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新农保；农村居民；养老模式

　　一、引言

　　为了解决农村居民日益严重的养老问题，中国政府于2009年开展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简称“新农保”)的试点工作。自2009年新农保在各地区试点以来，发展非常迅速。当年参保人数为7277.3万，占农村总人口的10.21%;2011年参保人数迅猛增长为32643.5万，参保率飙升至49.72%。根据规划，新农保将在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实现农村居民都享有养老保险。为此，各级政府和学界对新农保寄予厚望，认为新农保“是实现广大农村居民老有所养、促进家庭和谐、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惠民政策”(国务院，2009)。

　　在制度设计上，中央政府规定，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均可参加新农保(国务院，2009)。新农保采取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方式，为参保者提供财政补贴。相应地，参保居民的养老金帐户分为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两个部分。其中基础养老金由国家财政支付，年龄在60岁以上的农村居民只要参保或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参保，都将自动获得每月最低55元的基础养老金。对于16—59周岁缴纳养老费的农村居民，达到60岁退休年龄后，除了基础养老金外，还可领取个人缴费账户的养老金，其月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139。

　　由于数据采集的困难和滞后，目前仅有少量文献涉及了对新农保政策的研究，且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新农保参保意愿和影响因素的研究(石绍宾等，2009;吴玉锋，2011;钟涨宝、李飞，2012);二是集中于新农保制度的介绍(Gilesetal．，2010;ShenandWilliamson，2010)，或是新农保发展状况的调研报告(崔红志，2012;李冬研，2011)。而对新农保政策效果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更缺乏严肃的学术论证和系统性的政策评估。

　　不仅如此，新农保还可能对中国农村居民养老模式产生深远影响。新农保改变了农村家庭的预算约束，从而可能影响到包括老人的经济来源、居住安排、照料模式等在内的整个养老模式，继而可能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家庭关系、家庭结构与规模产生重要影响。从国际经验来看，任何正式的公共养老政策都可能改变或削弱已存在的私人养老安排。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陆续开展了覆盖低收入群体的养老金计划，比如我国台湾的“台湾农民保险”、墨西哥的“老年营养计划”(PensionAlimentariaparaAdultosMayores)、南非的“老年养老金计划”(OldAgePension)等等。研究发现，这些养老金计划均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推动了社会化养老的进程(FanandLiu，2012;Juarez，2009)。因此，开展新农保对中国养老模式影响的研究非常必要。为此，本文使用最新的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的2008—2011年两期数据，探讨新农保对中国农村居民养老模式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从现有文献来看，关于养老金对养老模式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人的居住安排、照料模式，以及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赡养或代际转移等方面(刘宏等，2011)。

　　在几个方面当中，养老金对老年居住安排的影响最受西方学者关注。大多数研究都发现养老金计划对老人独居具有正向影响。有观点认为，老人珍视独居的隐私和自主权，只要经济和健康状况容许，人们就倾向于和子女分开居住(Soldoetal．，1990)。有文献表明，社会养老保险是导致当今美国老人独居率上升的重要原因。如McGarry＆Schoeni(2000)利用美国1940—1990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中的丧偶老人样本，发现养老保险金越高，老人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越低，独居以及住养老院的可能性越高。类似地，Costa(1997，1999)以及Engelhardtetal．(2005)使用工具变量估计，均发现社会保障收入提高了美国老年人的独居率。但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如南非，大额养老金的发放并未造成老人独居率的升高，反而吸引了贫困的子女搬来与相对富裕的父母居住，从而增加了父母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Edmondsetal．，2005;Keller，2004;Jensen，2003)。这就意味着养老金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可能有多种结果。

　　从养老金对老年照料安排来看，大多数文献都发现养老金计划增加了老年人从家庭外部购买正式照料服务的可能性。如Liuetal．(1985)发现，拥有足够生活来源的老年人通过购买正式服务减少了对子女的依赖。类似地，Soldoetal．(1990)发现，健康和经济收入是决定老年人居住安排和照料模式的关键变量，拥有养老金使得老年人可以购买正式照料服务以补充子女提供的非正式照料的不足，从而减少了住养老院的可能性。然而，养老金制度也可能对照料模式产生一种逆向的影响。比如有养老金的老年人可以用部分收入向子女提供补偿，以吸引子女提供市场缺失的照料服务(Kohli，1999;Kohlietal．，2005;KünemundandRein，1999;Lowensteinetal．，2001)。也有一些文献将居住安排和照料模式分别进行了研究，如Pezzinetal．(1996)发现政府提供的金融支持并没有减少子女非正式照料的提供，但增加了老人独居的可能性。

　　从养老金对老年经济来源的影响来看，由于养老金对传统的子女赡养方式造成了冲击，因此养老金是否会替代或挤出子女向老人的转移支付成为研究的重点。有观点认为，如果子女赡养父母是为了满足父母的生活需要，那么父母养老金的增加会导致子女对父母的转移支付减少(Barro，1974;Becker，1974);但如果子女向老人的转移支付是交换性质的，如老人帮助子女带小孩或做家务等，那么即使老人有了养老金，子女向老人的转移支付也不会减少(Bernheimetal．，1985;Cox，1987)。许多实证研究发现，公共养老金计划会部分替代子女的转移支付。如Jensen(2003)研究了南非国家样本，发现社会养老金增加一个单位，非同居子女的经济赡养就缩减0.25—0.3个单位。Fan(2010)和Fan＆Liu(2012)则考察了台湾地区农民养老金计划对非同居成年子女转移支付的影响，发现养老金的发放降低了成年子女转移支付的可能性。然而，Künemund＆Rein(1999)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研究了德国、美国、日、加拿大和英国这5个国家的样本，并未发现养老金对子女的转移支付具有替代效应;但父母为子女提供的服务增加了从子女那里接受帮助的可能性。

　　国外相关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我国和其他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新农保的政策效果以及对中国农村几千年来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产生何种影响，还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三、理论框架和实证方法

　　(一)理论框架

　　类似于Becker(1981)，我们构建了一个新古典家庭决策模型。其中，家庭由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组成，两者共同构成效用函数的主体。在给定的家庭预算约束下，父母和子女一起决定居住安排、老年照料以及各自的消费水平，从而达到整个家庭的效用最大化。该家庭在决定居住安排时面临三种选择:父母独居(livingindependently，i)、父母与子女同住(livingtogether，t)以及机构养老(institutionalliving，s)。不同的居住安排下家庭面临不同的预算约束，会有不同的老年照料模式和代际转移水平，从而有不同的效用水平。具体来看，第j(=i，t，s)种居住安排下的效用函数为:Uj(F，I，CP，CK;τ，D)(1)其中，F指的是正式照料，即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的老年照料，如雇佣保姆或商业性养老机构提供的照料。I为子女提供的非正式照料，CP是父母除照料以外的其他消费，CK是子女消费。τ是反映家庭成员对隐私和独立生活空间偏好的参数(Pezzinetal．，1996)。D是一个环境参数，代表决策时点老年父母既定的健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家庭对照料(正式或非正式)的需求和由此产生的效用。值得指出的是，不同居住安排下的效用函数Uj(·)不必完全相同(Hoergeretal．，1996;Ermisch，1981)。比如说同等条件下，家庭成员可能更偏好隐私和生活的独立空间从而可能选择分开居住，即给定消费集X0，Ui(X0;τ，D)≥Ut(X0;τ，D)。

　　第j种居住安排下家庭面临的预算约束为:PFF+PIjI+CP+CK=YP+YKj(I，w)+S(2)其中，PF即为雇人照料的市场价格，PIj是子女提供非正式照料的机会成本。不同居住模式下PIj会有所不同，比如父母与子女合住能比分开居住减少交通成本和时间损耗，从而降低非正式照料的成本。父母消费CP和子女消费CK，两者的价格皆标准化为1。YP和YK分别为父母和子女的收入，其中YK(I，w)是子女所提供的非正式照料I与子女工资w的函数，可以合理的假定子女收入分别是I的一个减函数和其小时工资收入的增函数，即YKI(·，w)＜0，YKw(I，·)＞0。S是老年人的养老金收入，S≥0。在本文S对应着新农保实施后参保老人所获得的养老金收入。

　　家庭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阶段:第一步，在既定的居住安排j下选择最优的消费集(F*，I*，CP*，CK*)j，从而可以得到该居住安排下的最大化效用水平:ψj=ψj(PF，PI，w，S;τ，D)≡Uj(F*，I*，CP*，CK*;τ，D)(3)其中，ψj是第j种居住安排下家庭的间接效应函数。

　　第二步，家庭通过比较不同居住安排下的效应水平，选择使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居住安排，即j*=argmaxj∈{i，t，s}ψj{(PF，PI，w，S;τ，D)}(4)由此对应着不同居住安排j*下相应的消费组合(F*，I*，CP*，CK*)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