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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居住模式未发生改变，以及由独居变成与子女合居的组别，参保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都明显增强，对子女的经济依赖性显著下降。相应地在代际转移方面，一直独立居住的老年人在参保后子女向父母的代际转移下降，而同时父母向子女的代际转移则有所上升，虽然两者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当父母与子女由合住转为分开居住后，参保老人的经济独立性反而有所下降，子女对父母的净代际转移也有所增加，虽然后者只是边际水平上显著。这也部分验证我们的直觉:参保增强了父母的经济独立性和独立居住的意愿;分开居住后，许多隐含在居住模式中的老年照料和代际转移显性化了，由此表现在代际转移的货币折算额上子女反而增加了对老人的代际转移。

　　(二)新农保对不同群体老年人养老模式的影响

　　为了探讨新农保对不同群体老年人养老模式的影响，我们进一步按健康状况、性别、年龄(80岁以下及以上)、收入(中位数以下及以上)对老年人进行了分组估计。相关结果见表4。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由于相当一部分的经济转移和非正式照料隐含在居住安排当中，因此对于年龄较大、健康状况较差、经济状况不好的老年人而言，他们对与子女一起居住的需求较为刚性，因而我们期望看到新农保对这部分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影响较小。表4的结果显示，新农保对于IADL受限、年龄在80岁以上、经济收入在中位数以下的参保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则几乎没有影响，不但系数接近于0且统计上高度不显著。相反，对于IADL完好、年龄在80岁以下、收入超过中位数的参保老人与子女合住的概率分别大幅下降了7.4个、6.7个和8.3个百分点。与之相应的，是独居或与配偶居住的概率显著增加了。同时我们看到，在居住意愿方面分组估计也显示出类似的结果。健康状况好、经济状况较好的参保老年人更倾向于分开居住。而分性别的估计结果显示，养老金对居住意愿的影响具有性别差异，参保后女性老年人与子女分开居住的意愿更强。

　　在照料安排方面，不论健康、年龄、收入状况如何，参保老人由子女照料的可能性都在下降，而雇人照料的可能性上升。尤其是那些IADL受损、年龄在80岁以上、收入超过中位数的老年人组别，雇人照料的趋势更加明显。同样，参保对照料模式的影响也具有性别差异。参保的男性老人由子女提供照料的可能性下降更大更显著。这或许与中国的农村养老模式有关，一般老年人都跟儿子居住，由于儿子照顾比较粗心，而儿媳照料又有诸多不便之处，因此若经济上允许，男性老年人往往倾向于配偶照料或雇人照料。

　　经济来源方面，分组估计的结果比较一致。不论健康、性别、年龄和收入状况如何，参保后老年人对子女的依赖度都有所下降，且估计值十分稳健。参保老人主要经济来源来自子女的可能性降低了大约7－9个百分点。在代际转移方面，分组估计显示出比较有趣的结果:参保以后，子女对健康状况不好的老年人的转移支付无论是从比例还是净额上反而显著增加;同样子女对经济状况较好的老年人转移支付也有所增加。其内在机制我们会在下文做进一步探讨。

　　(三)稳健性检验

　　1．安慰剂检验(placebotest)

　　PSMDD方法的一个弱点是不能很好控制随时间改变的异质性所造成的估计偏误。虽然我们控制了尽可能多的可观测特征，且匹配质量检验也显示样本匹配质量很高，但为了稳健起见，我们进一步作了安慰剂检验。其基本思想是:利用2005年、2008年两期数据构造一个新的面板数据，使用上文参保组中2005年受访的老年人(388人)作为Placebo检验的参保组，使用其他2005—2008年两期存活老人(4448人)作为控制组，采用上述PSMDD方法重新估计新农保对养老模式的影响(由于2005—2008年间新农保尚未实施，因此称为“安慰剂检验”)。如果上文中新农保的影响是因为随时间改变的异质性所带来的，那么这种效应会持续存在，因此在新结果中我们应该看到类似的效应。相反，如果看不到类似效应，那么我们可以判断随时间改变的异质性不太可能存在。

　　估计结果显示，对于绝大多数被解释变量而言，利用新样本所估得的ATT均不显著。仅有极个别变量在统计上边际显著，但影响系数的符号不正确或接近于0。这就说明我们看到的参保对养老模式的影响不太可能是遗漏掉的随时间改变的异质性所带来的影响。

　　2．样本损耗问题

　　我们还需要考虑因受访老人死亡可能导致的样本损耗偏误(attritionbias)问题。如果参保组和控制组老人的死亡率有差异，由此具有不同程度的样本损耗;且两个组老人在临终前养老模式上有差异，那么忽视样本损耗问题有可能给上文的结果带来偏误。利用该调查2011年死亡老人的数据，我们用老人临终前的养老模式对是否参保进行了probit回归。结果显示，是否参保对老人临终前的居住安排没有显著影响，参保老人对机构养老的需求略有增加，但系数很小且控制“省”哑变量后变得不再显著。两个组别在老人临终前照料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差异，但在经济来源方面，参保老人对子女的经济依赖程度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由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断，样本损耗问题不会影响甚至部分加强了我们前面的结论。

　　(四)分析与讨论

　　如何理解本文的结果?首先，我们看到参加新农保增强了老年人与子女分开居住的意愿，并提高了老年人的实际独居率。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文献中(McGarryandSchoeni，2000;Costa，1997，1999;Engelhardtetal．，2005)所发现的，独居带来的隐私和自主权是一种“正常品”，当预算约束放松后，老年人对独立居住的需求就会相应增加。同时，我们的结果也表明在决定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方面，健康状况和经济收入起了决定性作用(Soldoetal．，1990)。新农保提高了健康状况较好、较年轻、经济收入较高的参保老年人独居的可能性。而对于IADL受限、年龄较大、经济条件不好的由于老人死亡时间不一致，不符合PSMDD方法要求的pre-andpost-treatment设定，故使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

　　控制组较高的死亡率，会给前面的估计结果带来“零值偏向”偏误(attenuationbias)，但这只会加强我们前面的结论。

　　老年人来说，参保后其独立居住的意愿和实际居住安排几乎没有变化。

　　其次我们看到，参保老年人对子女照料的依赖度显著下降，而从外部市场购买服务的可能性显著增加。这与国外文献(Pezzinetal．，1996;Stabileetal．，2006)中所看到的养老金计划增加了老年人对正式照料服务的购买，并相应减少子女非正式照料的结论相一致。我们分组估计的结果显示那些健康状况不佳、年龄较大的参保老年人尤其倾向于雇人照料。正如Bonsang(2009)所指出的，对于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人因其需要的照料较少，子女可以较好承担;然而对于健康状况较差的父母，照料任务变得繁重，同时对专业化照料的需求增加，在此情形下家庭会倾向于增加购买社会化的照料服务。同时，我们看到经济状况较好的参保老人对雇人照料的需求增加，但收入较低的参保老人则不敏感。这说明老人的收入必须达到一定水平才能购买外部正式照料服务，对很多农村老年人而言雇人照料还是一种奢侈品。

　　从老年人的经济来源来看，养老金使得参保老人的经济独立性有了明显提高，主要经济来源来自于子女的可能性下降。这说明新农保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农村传统的子女赡养的养老模式。但在代际转移方面，参保对代际转移的内在作用机制可能较为复杂。具体说来，我们看到全样本的估计结果不显著，而分样本的估计结果则显示，参保后子女对由合居变独居、健康不佳、男性，以及收入较高的参保老人的代际转移增加，且统计显著;相反则代际转移减少，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与利他主义模型中父母养老金会导致子女的经济奉养减少(Barro，1974;Becker，1974)的观点不符。我们试图给出一些可能的解释。首先，合居变独居的老年人的子女转移支付增加了。这可能是因为当老人的预算约束放松，希望独立居住却无力独自支付相应成本(如单独的房子、保姆费用等)时，利他主义的子女将部分收入转移给老人，从而导致子女向老人的转移支付增加。其次我们也看到，对于健康不佳、男性，以及收入较高的参保老人，其子女的转移支付也增加了。这可能是因为健康状况不好的老年人在参保后提高了雇人照料的概率，以及更多使用医疗服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子女对健康不佳老年人的转移支付增加。类似地，由于男性参保老人雇人照料的概率增加，而收入状况较好的参保老人独立居住和雇人照料的概率均在增加，从而导致了子女转移支付的增加。因此我们的研究说明，即使是基于利他主义模型，养老金增加后子女的转移支付也有可能上升，这一点结论与国外文献不同。

　　然而从估计结果来看，大部分模型的估计系数在3%－8%之间，这意味着新农保对养老模式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从上文的描述性统计来看，大部分参保老年人仍然选择与子女居住，成年子女仍然是参保老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以及老年照料的主要承担者。因此总的来说，尽管新农保对农村居民的养老模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并没有根本改变传统的养老模式。

　　六、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的最新数据，使用PSMDD方法，首次系统评估了新农保对农村居民养老模式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农保提高了老人的经济独立性，降低了老人在经济来源和照料方面对子女的依赖，对社会正式照料的需求有所增加;同时，提高了参保老人在居住意愿和实际居住安排上与子女分开居住的可能性。本文的安慰剂检验显示该结果是稳健的。

　　因此我们的研究说明，新农保的实施对缓解中国农村养老困境，实现农村居民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新农保也影响了包括老人的经济来源、居住安排、照料模式等在内的整个养老模式，使得农村居民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化养老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

　　尽管如此，新农保仍未根本性动摇农村居民的家庭养老模式。这或许是由于原有传统养老安排的惯性，但更与目前国家政策确定的新农保的养老金标准较低，难以完全替代子女赡养有关。为了在大力推广新农保的同时能保证其发展“与经济发展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中央政府将新农保的政策目标谨慎定位于“保障农村居民老年基本生活”。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新农保的政策重点仍然是在国家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扩大新农保的覆盖面，并小幅增加养老金，使得更多的农村居民受惠。因此在未来一二十年内农村居民的养老还将以子女养老为主。中国农村居民养老模式的彻底转型，还取决于国家财政承受能力，以及农村养老政策的根本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