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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基于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全国固定调查点山西、河南、山东、江苏和浙江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各类型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男性、女性、老人和儿童的效率之比为１．００∶０．７６∶０．７１∶０．５７；其次，男性和壮年女性的转移不仅会使提高农户退出农业的概率，增大农户家庭耕地流出率，而且会降低农业产出增长率；最后，结合传统的“剩余劳动力”理论可以推断在当前制度环境下，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农业生产，增长核算

　　一、引言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以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跨区域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刘秀梅和田维明，２００５）。张广婷、江静和陈勇（２０１０）估计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ＧＤＰ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１６．３３％和１．７２％，而由于劳动力流动障碍导致的劳动力在部门间错配使经济增长的效率下降８％（袁志刚和解栋栋，２０１１）。但另一方面，在当前的制度下劳动力的转移呈现出“男多女少，壮年优先”的趋势。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结果，２００６年年末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达１．３１８１亿人，其中男劳动力０．８４３４亿人，占比达６４％，而从年龄结构上看，２１—５０岁的占７８．８％，其余的占２１．２％。随着优质劳动力的向外转移，农村的留守人口结构不再具有其原始的状态。

　　Ｃ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ａｎｄＭａｃｐｈａｉｌ（２０１１）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数据发现，劳动力向外转移会导致留守儿童和老人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时间大幅增加，而这种改变甚至也具有性别歧视的特征，女性（无论是女性儿童还是女性老人）的劳动时间要显著高于同等条件下的男性的劳动时间。李琴和宋月萍（２００９）以及Ｐａｎｇ、ＲｏｚｅｌｌｅａｎｄｄｅＢｒａｕｗ（２００３）发现劳动力流动尤其是跨省流动会增加农村老年人的农业劳动时间。那么劳动力间的这种“替代关系”对农业生产产生怎样的影响，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但目前对此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李旻和赵连阁（２００９）是为数不多研究劳动力转移导致的就业结构变化对农业生产影响的论文，其利用辽宁省农调队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连续４年的固定农户跟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在影响农业生产（如农业生产结构、农业生产技术应用）的几个重要因素中，“男女劳动力共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在农业生产中表现出较强的优势，而“主要由女性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表现出一定的弱势，农业生产的“女性化”不利于中国农业生产的长期发展。但其结论主要由比较研究得到，缺乏足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结论的稳健性需要进一步推敲。事实上，我国农村家庭中男女分工长期以来主要是“男主外、女主内”，即男性主要负责生产性事务，而女性则主要负责家庭内部事务即家庭的生活。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分工状态被逐渐打破，女性也参与到就业市场上来，农业生产中原有的“男耕女织”的分工转变到“男工女耕”。在当前的农村，女性也是农业经营的主要劳动者之一（Ｃ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ａｎｄＭａｃｐｈａｉｌ，２０１１；李旻和赵连阁，２００９）。而近来，随着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女性外出务工者也越来越多，２００６年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中女性占比达到３６％。性别差异引致两类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分工不同，那么当其外出务工而发生转移时，对农业生产也可能呈现不同的影响，但当前的研究对此知之甚少。为此，本文在实证中将劳动力按性别进行划分，分别研究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的转移对中国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以此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

　　对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生产的关系进行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当前中国农业生产的现状，而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刘易斯拐点”的争论提供新的实证依据。传统的理论认为“剩余劳动力”的向外转移并不会对农业生产产生负面影响，直到“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当前，虽然中国农村仍有大量的劳动力，但经历三十多年的大规模转移后，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而另一些则持反对意见。本文的研究也将从一个侧面给出自己的答案。如果发现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产生了负面影响，结合传统的“剩余劳动力”理论，可以认定当前“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否则，说明当前农村依然存在剩余劳动力。

　　针对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本文基于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全国农村固定调查点山西、河南、山东、江苏和浙江的数据，从增长核算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基于微观数据从增长核算的角度研究了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弥补了当前研究的空白。二是客观估计了各类劳动力在农业生产率方面存在的差异，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增长核算

　　设处于某地区（省份）ｓ的农户ｉ在第ｔ年需要投入土地、资本和劳动，生产同质化的产品，其采用劳动增强型的柯布－道格拉斯（即Ｃ－Ｄ）生产函数进行生产：Ｙｉｓｔ＝ＭｉαｓｓｔＫｉβｓｓｔ［ＸｉｓｔＡｉｓｔψ（ｈｉｓｔ）］γｓ．（１）这里，Ｙｉｓｔ代表该农户所生产的无差异的最终产品的数量，Ｍｉｓｔ代表该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所投入的土地数量，Ｋｉｓｔ代表所投入的资本数量，Ａｉｓｔ表示该农户的技术进步，与ＤｅｉｎｉｎｇｅｒａｎｄＪｉｎ（２００５）一样，生产技术由三部分构成：当地的整体技术水平ｚｓ、农户的个体技术水平ｚｉ和时间趋势，即Ａｉｓｔ＝ｅｘｐ（ｚｓ＋ｚｉ＋?ｔ），Ｘｉｓｔ是投入的总劳动力数量，ψ（ｈｉｓｔ）表示农户劳动力的综合劳动能力。αｓ、βｓ和γｓ分别表示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替代弹性，替代弹性在各省份间可以变化，但并不随时间而改变。以往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农业生产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许庆、尹荣梁和章辉，２０１１），因此：αｓ＋βｓ＋γｓ＝１．（２）对劳动力投入Ｘｉｓｔ可进一步划分为四类：男性劳动力（ｍ）、女性劳动力（ｆ）、儿童（ｃ）和老人（ｏ）。Ｘｉｓｔ＝ΣＨｊｉｓｔ．（３）其中，Ｈｊｉｓｔ表示该农户中类型ｊ的劳动力投入的劳动时间，ｊ的取值范围为（ｍ，ｆ，ｃ，ｏ）。由于各类型的劳动力在农业生产技能和投入时间上均存在差异，本文采用线性加总来表示劳动力的综合能力指数ψ（ｈｓｔ）：ψ（ｈｉｓｔ）＝Σλｊ×ｈｊｉｓｔ．（４）λｊ表示不同类型劳动力在农业劳动上的异质性，ｈｊｉｓｔ表示各类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占家庭农业劳动投入的比例，其定义为：ｈｊｉｓｔ＝ＨｊｉｓｔＸｉｓｔ．（５）设该农户家庭所拥有的土地数量为Ｍｉｓｔ，并联立公式（１）可得到该家庭的亩均产出：ｙｉｓｔ＝ＹｉｓｔＭｉｓｔ，（６）ｙｉｓｔ＝ＫｉｓｔＭ（）ｉｓｔβｓＸｉｓｔＭｉｓｔ（Ａｉｓｔψ（ｈｉｓｔ））γｓ．（７）结合公式（５）和公式（６），并对两边取对数能得到对农户农业产出的核算等式：ｌｎＹｉｓｔ＝ｌｎＭｉｓｔ＋ｌｎｙｉｓｔ＝ｌｎＭｉｓｔ＋βｓｌｎｋｉｓｔ＋γｓｌｎｌｉｓｔ＋γｓｌｎＡｉｓｔ＋γｓｌｎψ（ｈｉｓｔ）．（８）这里，ｋｉｓｔ和ｌｉｓｔ分别表示该农户的亩均资本投入和亩均劳动力投入。从公式（８）可以看出，农户家庭农业产出的提高可以分解为两方面：种植面积的扩大（Ｍ增加）和亩均产量的提高（ｙ增加），而亩均产量则可以继续分解为亩均资本投入（ｋ＝Ｋ／Ｍ）、亩均劳动投入（ｌ＝Ｘ／Ｍ）、绝对技术（Ａ）和劳动力的综合能力（ψ）。

　　对公式（７）进行对数线性化，能够得到农户农业生产增长率的核算等式：Ｙ＾ｉｓｔ＝Ｍ＾ｉｓｔ＋ｙ＾ｉｓｔ＝Ｍ＾ｉｓｔ＋βｓｋ＾ｉｓｔ＋γｓｘ＾ｉｓｔ＋γｓＡ＾ｉｓｔ＋γｓψ＾（ｈｉｓｔ）．（９）公式（９）是进行增长核算的重要等式，与公式（８）类似，农户农业产出的增长率可以划分为耕地面积增长率和亩均产量增长率之和，后者则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亩均资本增长率、亩均劳动力增长率、技术进步增长率与劳动力综合指数增长率之和。因此，劳动转移对最终产出的影响是基于对各类要素投入的影响来实现，这也是本文后续研究的主要思路。

　　三、计量方法及参数估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全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办公室。从１９８６年开始，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对各省、市和自治区按随机抽样原理，随机抽取自然行政村和农户进行连续跟踪调查（其中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４年未进行），跟踪的农户样本每年在２万户左右。在２００２年之前（含２００２年），农户观察只进行户级统计，２００３年及以后，农户样本调查内容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农户家庭层面，二是农民个人层面。在农户家庭层面本调查搜集了农户家庭生产、投资和消费等方面的详细情况，而在个人层面则包含农户家庭各成员的人口学特征以及就业行为等，这套数据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本研究所选择的时间窗口为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

　　地域方面，本文选择的样本省份为山西、河南、浙江、山东和江苏。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为中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农业发展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河南地处中原腹地，为中国的农业大省，所产粮食为全国前十位，在所有省份中曾长期占据首位，２０１１年播种面积为９８５９．９千公顷，粮食产量则达到５５４２．５万吨，同时也是最大的劳动力输出地；山东地处黄海之滨，既是中国的农业大省，也是劳动力输出大省，２０１１年播种面积为７１４５．８千公顷，产量达到４４２６．３万吨，仅次于河南和黑龙江。江苏和浙江则位于东南沿海，其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农业不再是支柱产业，代表了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这五个省份既含有农业和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含有非农经济发达和劳动力输入的沿海省份，对其进行研究在中国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在样本区间内，共获得有效调查的农户２．６２万户，个人９．７８万人。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在实际中对相当一部分农户的调查未真正实现“固定跟踪”，因此，此处获得的数据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面板数据。我们使用朱喜、史清华和盖庆恩（２０１１）的方法，根据户码和户主年龄两个信息来建立面板数据。经过删选最终可得到资料完整的有效样本１．１８万户，共４．７４万人，较原始数据分别减少了５４．９６％和５１．５３％。

　　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遵循“男性优先，壮年优先”的基本规律，他们的离去会对农村留守人员的构成造成影响。构成的角度给出了２０１０年样本省份农村留守人口的构成特征。相比其他区间，１７—６０岁区间内留守人员占户籍人口的比例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在１９—４５岁的年龄段内，外出务工人员的比例均超过了２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