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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据《法苑珠林》卷一百载：“隋文帝开皇三年周朝废寺，咸乃兴立之。名山之下，各为立寺。一百余州，立舍利塔。度僧尼二十三万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写经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别八十六卷，修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区。自余别造不可具知之矣。

　　隋炀帝于长安造二禅定，并二木塔，并立别寺十所，官供十年。修故经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二部，治故像十万另一千区，造新像三千八百五十区，度僧六千二百人。

　　右隋代二君四十七年，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人，译经八十二部。”

　　从以上可见隋兴佛法和兴舍利塔乃中国各朝最盛。

　　阆中自古以来为四川盆地文明重地，历代为州郡即道府治所所在地，隋朝时先为巴西郡，后改为隆州郡和隆州，为隋代川北军政中心，因此阆中当有文帝敕造的三舍利塔。从造塔选址来讲，阆中城北之玉台山当是首选之地。近三千年来，阆中城池一直以玉台山为镇山（玉台玄都、阆风玉台皆由此而来），隋代阆中城池承汉城遗风离玉台更近，选玉台山造舍利塔是最合适之选。查阆中史籍及古迹，阆中城周边除玉台山外，有塔者还有东园、东岩寺和今白塔山之白塔及古城内已废铁塔寺之铁塔。《阆中县志》载，东园古治平园之塔乃清代庄学和所建风水塔，今废。东岩寺今虽存两残石塔，但历史晚出，多是中唐及宋作品，且东岩寺本身是在中唐阆中刺史高元裕感太上老君显灵而所建的祭祀老子的玄元观，在建观之初也不可能修佛塔，现残塔，可能是宋元作品。古城铁塔寺之铁塔，史书明载是唐代铁塔，为高僧宣什所建。白塔山之白塔则明确记载为明代所建，其风格文化内涵都是明代的产物，就是千年古寺开元寺（今称观音寺）也没有佛塔的记载。以此推之，玉台山之三舍利塔为隋文帝敕造的隆州舍利塔的可能性极大，而石塔所供奉主神的“比丘尼像”文化内涵恰与隋文帝杨坚“命天下舍利塔内各作神尼智仙像”证合。该像“瘦骨清像”、“曹衣出水”的造像风格上是魏晋南北朝及隋代的产物。因此，玉台山之舍利塔当为隋文帝敕造之舍利塔，其中当有佛骨舍利。也许隋代历史短暂，有唐之初视隋为敌朝之故，地方史志阙如，而后就难以追溯了，大凡也因玉台山有三舍利塔之故唐初滕王元婴才尤其重视玉台山，并在玉台佛塔后建玉台观。我怀疑滕王玉台观是将玉台山舍利塔之后原寺庙道场改建为道教宫观玉台观的，迄今舍利塔北之颐神、慈氏二洞文化交融，就是玉台山宫观寺院变更佛教与道教合流的结果。倒是唐代杜甫《玉台观》诗的“浩切因王造，平台访古游”，隐隐约约的道出了玉台观平台上有比玉台观更早的“古物”，不然滕王修玉台观到社甫游玉台山不到百年的历史，何以称为“平台访古游”呢？而今玉台观石塔恰在玉台观前的“平台”上，大凡正是有了平台的古塔，才有了滕王“浩切因王造”，而“浩切因王造”也许并不指滕王，而是兴佛塔之隋文帝了。

　　近读《续高僧传》，发现《续高僧传卷二十八》对阆中仁寿舍利塔有明确记载：“释慧重，姓郭，雍州人。……仁寿置塔。……四年建塔。又送于隆州（今阆中市）禅寂寺。初至设斋，忽有野鹿从南山下度嘉陵江直去塔所，人以手摩自然依附，乃至下讫其鹿方去。夜放大光在佛堂上，焰高数丈青赤流集，众人同见。”

　　从《续高僧传》之载“嘉陵江”、“隆州”及“两塔夜放光明”、“灵鹿谒塔”（鹿是今存玉台观舍利塔所雕刻最多的动物，第二层塔轮四周全是“灵鹿”造像）等来看，玉台山遗存至今的舍利塔与隋文帝敕建舍利塔的文化背景、内涵等最为契合。

　　著名佛教建筑史专家孙宗文先生在《仁寿舍利塔》一文中对隋文帝仁寿四年所造舍利塔进行考证，并认为隆州禅寂寺在阆中县西。从今地望看“县西”二字似乎也可从玉台山“西岩寺”一名得出有可能禅寂寺就在玉台山，不然，西过嘉陵江就只有涧溪口了。涧溪口确有大片隋代佛教摩崖石刻造像并曾有过寺庙，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抗日战争时期曾到涧溪口进行过考证和研究，并有其造像照片存于《佛像的历史》一书，但却无舍利塔信息。游自勇先生在《隋文帝颁天下舍利塔考》一文中，将隋文帝造舍利塔列表介绍，录其仁寿四年（604年）三十余塔信息，其中也有“隆州禅寂寺”，以证阆中确有隋文帝所造舍利塔。

　　隋代佛塔由于多以砖木为材，保留至今的很少，山东历城神通寺塔，以石材而留存于今。近现代仍存的一些舍利塔多是后人在原有旧址上修建的，如法门寺。不知隋时玉台山之舍利塔是否是砖木或砖石结构，也不知现石塔是否为隋代所造，但所反映的文化背景却是隋代敕造的舍利塔。“神尼智仙”之“比丘尼像”是铁证。若是原塔废而由后代重建，改为石塔也不知造于何时，但“天圆地方”的七宝骞树（神树）的独特文化却是独步天下。若石塔确为隋代之物，那确是中华大地保留至今的最古老的舍利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