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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新时代生态学的发展为生态美学提供了理论的营养。所谓生态美学就是生态学与美学的一种有机的结合，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美学，将生态学的重要观点吸收到美学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美学理论形态。生态学概念尽管是1866年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Haeckel)最早提出，但生态学的成熟发展却是20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只有在后现代经济与文化语境中，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由此引起的理论论题十分尖锐的情况之下，才形成了现代生态学。正如格里芬所说：后现代思想是彻底的生态学的”，因为“它为生态运动所倡导的持久的见解提供了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据”。现代生态学的发展，大体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的第一次环境革命中得到丰富充实，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第二次环境革命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现代生态学同传统生态学相比，其重要特点在于超越了纯粹自然科学研究的范围，成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不仅以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为基础，而且形成自身具有普遍世界观价值的理论观点。这种理论观点就是整体性的理论观点，是对传统的笛卡尔一牛顿的二元论、机械论世界观的突破。余谋昌指出：生态系统整体性，是生态系统最重要的客观性质。反映这种性质的生态系统整体性观点是生态学的基本观点，也是生态哲学的基本观点。运用生态系统整体性观点观察和理解现实世界，是把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即生态学方法。”这种后现代语境中产生的现代生态学又称作“深层生态学”，是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提出的，即指在生态问题上对“为什么”、“怎么样”等问题进行“深层追问”。深层生态学坚决抵制“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不仅反对传统的二元论，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而且反对自然离开人就不具有价值的传统观点，主张自然具有自己独立的“内在价值”，并反对盲目的经济效益论和科技决定论，力主生态效益和再生能源技术。虽然深层生态学尚有一些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但它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和提出“关爱自然”的命题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对传统世界观根基的动摇，也是对新时代新型世界观的一种奠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深层生态学的基本观点恰恰代表了生态精神时代或后现代的基本观点，是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世界观。当然，还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这种“深层生态学’以及在其指导下的当代波澜壮阔的环保运动，都无例外地围绕着人类的生存问题展开。首先是现代生态学中“人一自然一社会”的系统整体论就包含着可贵的人与自然、社会共生共存的生存论思想。而且，1972年联合国环境会议发布《人类环境宣言》中从人权的高度第一次提出人所应该享有的环境权问题。《宣言》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长期和将来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此后，有关环保组织及理论家又进一步提出“可持续生存”以及与之有关的道德原则。1991年世界自然保护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提出《保护地球一可持续生存的战略》报告。报告制定了可持续生存的九项原则，其中第一项原贝腺尤是：人类现在和将来都有义务关心他人和其他生命。这是一项道德原则。”这是新的世界道德原则一人类可持续生存的道德原则。上述这些都是现代生态学一深层生态学所提供的极为宝贵的理论资源，为生态美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注入了许多新鲜的内容。这些内容包括系统整体性的生态学方法，“人一自然一社会”和谐一致的整体性观点，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力主一切自然现象都具有“内在价值”的价值观以及同环境相关的生态“生存论”原则等等。这一切都使生态美学具有了不同凡响的崭新面貌与内涵。
　　第四，美学学科的特性及其发展趋势为生态美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生态美学产生于20世纪后半期，除了有其客观的时代土壤之外，还同美学本身的特性及其在新时代的发展分不开。众所周知，尽管自古以来人们对美与美学的界定众说纷纟云，莫衷一是，但“美”所特具的和谐性、亲和性与情感性却是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美”所具有的这些特色恰恰同现代生态学系统整体性的基本观点相吻合。这就为美学与生态学的结合，也就是为生态美学这一新的美学理论形态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前提。所以许多生态学家在论述其生态理论时都情不自禁地运用美学的理论与方法。J一M·费里就曾指出，“未来环境整体化不能靠应用科学或政治知识来实现，只能靠应用美学知识来实现”在这里，费里将环境整体化十分自然地同美学相结合，并对美学在生态学中的作用给予极高评价。美国另一位后现代理论家C·迪恩·弗罗伊登博格在谈到后现代农业的奋斗目标时就借用了美学领域中“完整、美丽、和谐”的理论观点。他说，“后现代农业按照有助于而且促进同它发展相互作用的自然体系的思路来设计和运转。它能使自然体系变得更完整、美丽、和谐”。而著名生态学者、诺贝尔生存权利奖获得者何塞。卢岑贝格则将地球称作是“美丽迷人、生意盎然”的地母该亚。他说，这是一种“美学意义中令人惊叹不已的观察与体悟”。当然，生态美学的产生还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欧美美学与文学理论领域所发生的“文化转向”密切相关。众所周知，西方20世纪以来的美学与文学理论领域始终存在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条发展线索。从20世纪初期形式主义美学的兴起开始，连绵不断地出现了分析美学、实用主义美学、心理学美学等科学主义浪潮，侧重于对文学艺术内在的、形式的与审美特性的探讨。而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了文化的转向，表现出对当前政治、社会、制度、文化、经济、性别、种族、新老殖民主义的浓厚兴趣。正如美国美学者加布里尔·施瓦布所说：美国批评界有一个十分明显的转向，即转向历史的和政治的批评。具体来说，理论家们更多关注的是种族、性别、阶级、身份等等问题，很多批评家的出发点正是从这类历史化和政治化问题着手从而展开他们的论述的，一些传统的文本因这些新的理论视角而得到重新阐发。”[5]美学在新时代的这种“文化转向”恰恰是后现代美学的重要特征，这就使关系到人类生存的问题必然地进入美学研究领域并成为其极其重要的课题，从而产生了生态美学。生态美学在中国的提出也同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美学转向有关。众所周知，中国在20世纪50、60年代和70、80年代曾两度有过“实践美学”的讨论热潮，但从90年代开始学术界有些人感到实践美学的局限，开始探讨“后实践美学”。而且，中国美学与文艺学从1978年以来又经历了“从外到内，再由内到外”的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正试图突破偏重审美的“内部研究”进而探索历史、文化等外部视角。生态美学正是在这种由“实践美学”转向“后实践美学”以及由“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的过程中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