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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创作得失
　　梁羽生的小说回目与诗词有着深厚的渊源。这主要体现在他有意识地运用诗词格律来改造旧式回目，使他的小说回目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规范。另外，其回目营造的意境也与诗词相一致。比如第九回回目“滚滚长江流英雄血洒;悠悠长夜梦儿女情痴”，便以诗性的语言，用滚滚长江的意象表现英雄慷慨之气，并在悠悠长夜的意境中融入缠绵的儿女情长，优美动人。关于梁羽生回目与诗词的渊源，这里还有一个显证。《萍踪侠影录》第五回回目为“名士戏人间亦狂亦侠;奇行迈流俗能哭能歌”，而此前梁羽生曾与陈凡合作写了一首《草莽英雄传》的开篇诗，其颔联便为“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4]可见，拟定此回回目，梁羽生直接化用了自己的诗句。
　　总的来说，梁羽生在继承传统回目形式的基础上，一方面严格遵循声律而使回目形式趋于规范，另一方面则以其深厚的语言功底使其小说回目在叙事和刻画人物形象方面游刃有余，而其回目中众多的心理描写又明显地体现出现代小说技法的影响。因而可以说，梁羽生的小说回目，是对古典小说回目的一次总结和规范，同时又推动了小说回目在当代的探索和新变。
　　然而，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在梁羽生苦心孤诣地创作工整规范的旧式回目的时候，同时代的小说家却已然很少使用旧式回目了。比如金庸，虽然早期的作品诸如《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等仍然沿用旧式回目的形式，但后来金庸的小说回目创作则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也在不断进行探索新变，从而使其回目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他拟定回目时或作柏梁体诗（《倚天屠龙记》），或填词（《天龙八部》），或集句（《鹿鼎记》），异彩纷呈，不一而足。不仅如此，金庸的回目还逐渐偏离了古典小说回目的叙事功能，而转向了西方小说标目的提示功能。这是其回目的思想内核对古典小说回目的一大突破。正如李小龙所言：“金庸的回目恰是以最中国化的古典诗句形式包装了西方式标目的内核，是一种中西小说标目的融合形态。”[5]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金庸在小说回目方面的探索和新变比梁羽生要走得更远。
　　因而，梁羽生深厚的旧学造诣，使他拟出了可堪吟咏的回目，使他写出了典雅隽永的小说，但同时也使得他拘泥于传统路数，在小说现代转型的道路上开始落伍。当金庸在回目的创作上逐渐开辟新路之时，梁羽生的小说回目却逐渐规范化和模式化，而未能实现更大的突破。他创作回目的这一思想也体现在他的整个小说创作上。总体而言，他的小说创作，“大体上是中国旧传统小说的写法”，就算小说技法上偶有创新，也“是在‘旧传统’上的创新，不脱其‘泥土气息’”[6]。这一软肋直接影响到了其小说作品的整体价值。后来金庸得以声名日炽，而梁羽生则相对冷落，不得不说有这方面的原因。
　　注释
　　[1]佟硕之（梁羽生）.金庸、梁羽生合论[A].金庸评说五十年[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207
　　[2]参见李小龙.中国古典小说回目情况统计表[Z].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85—528.
　　[3]梁羽生.萍踪侠影录（上卷）[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348
　　[4][澳]刘维群.梁羽生传[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323
　　[5]李小龙.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05
　　[6]佟硕之（梁羽生）.金庸、梁羽生合论[A].金庸评说五十年[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