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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艾芜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最初是由于生存的逼迫，因而稿费问题成为理解他早期创作倾向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当艾芜基于其底层生活经验与左翼理念发生共鸣而成为一个左翼作家后，他的左翼作家的身份意识成了他坚持为底层民众创作的精神动力。艾芜的优点。是他并没有简单地按左翼的理念来创作，而是把左翼的理念与其丰富的人生体验结合起来，从生活的真实展开艺术的想象，写出了体制外的“江湖”与体制内的“阶级”奇特融合的艺术图景，既坚持了左翼的立场。叉表现出了具有个人魅力的艺术风格。

　　关键词：艾芜；稿费；左翼身份；江湖与阶级

　　中图分类号：1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4-0084-04

　　一、为谋生而成为作家

　　艾芜开始文学创作并不像有些左翼作家那样是怀着崇高的信仰走上“为革命”的文学道路的，也不是“一登上文坛就受到了左翼文艺阵营的高度重视”这样一句简单的描述就能说明其全部意义的。他成为一个作家，有个人和时代的因素，其中特别不能忽视经济因素的作用。

　　在成为左翼作家前，艾芜有长达六年的南国流浪与漂泊的经历。1925年夏，21岁的艾芜从四川家乡步行至昆明，开始半工半读的“劳工神圣”之旅，后途经缅甸的八莫、克钦山茅草地、杰沙、曼德里，最后抵达仰光。留滞仰光期间，艾芜主要靠在仰光的华文报纸上写一些散文和诗歌换取稿费勉强度日，写作内容多为漂泊生活见闻和离乡去国、贫困哀愁的情绪抒发。1930年，缅甸农民起义，艾芜发表了一些同情农民的言论，被缅甸当局驱逐回国。艾芜后来谈到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是“为生活所逼，没有法子”。在缅甸他给《仰光日报》投稿是因生活所迫，1931年他来到上海从事文学写作，还是同样的原因。他说：“在香港的拘留所关了一夜，放逐到厦门，后来又转到上海。寻找工作来维持生活的严重问题，又提到我的面前。没有事做，手又痒了起来：又写诗和小说，以及散文，向上海的报纸杂志投去，用作品去敲敲门。”

　　左翼作家不少都以写作为生，如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由北新书局出版，立刻成为畅销书，再版达六次之多，稿费成了蒋光慈生活的主要来源。洪灵菲、柔石、胡也频、丁玲，包括稍后的萧军和萧红等左翼作家，也都主要以稿费维生。比较起来，艾芜要靠稿费生活，显得更为艰难。在仰光时，他靠微薄的稿费能养活自己，主要因为在华侨社群里文学竞争不太激烈。可是上海那时云集了许多知名作家，要在这里以职业作家的身份生存，其难度可想而知。艾芜写过一篇题为《香港之夜》的散文，投到上海光华书局的《读书月刊》。文章发表后，“写信去要本刊物和稿费，却像石沉大海，得不到回音”。他以《缅甸漫画》为题写了一组散文，描写异国的风俗，投给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青光》。文章陆续刊载，而当他去索要稿费时，因为是无名小卒，就受到了冷遇：“文章登出来了，可是要稿费的时候，却像打发叫花子似的，丢给我一块钱，我当场撕了那张纸票，再也不向《时事新报》投稿了。”后来，《现代文学》发起短篇小说征文，他投去了一篇反映新加坡失业华工艰苦生活的文章，在公布的名单中他列第三，和其他入选者的文章一起编入一本小册子。他去信索取稿酬和小册子，仍是无人理睬。多年以后，艾芜谈到这一段经历时说：“上海的出版商人，就是这样对待一个初学写作者的。我当时也不曾出钱买他们的小册子，至今我也记不起小说的题名了，作为投进大海中的一粒石子算了。”作品发表了却不给稿费，这样的遭遇对于想在上海文坛立足并“以文为生”的艾芜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他后来坦率地说：“有的遭到退稿，有的登了，不给稿费，或者给予最少的稿费。没有灰心，还是写。因为找不到工作，同时，也没有别的本事。”

　　一个人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有一些机遇。艾芜的经历说明，他之成为一个作家，起初实在是由于没有其他更好的谋生手段。即使遭遇了各种挫折，如退稿，得不到应得的稿费，生活陷入了困境。他还得在写作方面努力。他并非规划好要成为作家才去写作，而是为了生活才走上写作之路的，而且正因为早期人生中遭遇了种种挫折，经常陷于生活的困境，才使他贴近了底层社会，在情感上更接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穷困民众。这种个人经历和情感的倾向，深深地影响了艾芜，也制约了他后来的创作道路。

　　二、左翼身份与革命理想

　　在努力寻找进入文坛门路时，有件事给了艾芜一个重要的刺激。他初到上海，经朋友王秉心介绍寄居在泗塘桥的一个农户家中。一天下午，他为隔壁邻居家的老妇人念一封信，信是这位老人在厦门的大女儿写来的，说的是她在纱厂工作期间被坏人骗到厦门为娼，要求家人救助。老太太听后只是痛哭：“饭都吃不起，还拿得出啥钱啊。”艾芜自觉无力相助，但意识到可以把底层民众的生活描写出来，给社会一个提醒。他说：“我曾想过，不能解救属于此类人民的苦难，至少也得用笔描绘出来，引起全国人民的注意，并有所激动。这件事情，由于对上海情形不够深切了解，我一直没有动笔，但却更加催促我去写那些比较熟悉的滇缅边界人民的惨痛生活。”显然，他基于自身的底层生活经验，站在了穷人一边，对他们充满了同情。这种同情心成为他靠近左翼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

　　在与左翼交往之初，艾芜看重的其实是作家而非“左翼”，但他从朴素的阶级立场出发与左翼的交往却对他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此前作为“游民”的他，现在获得了身份归属，在上海文坛初步立稳了脚跟。1931年艾芜以短篇小说《伙伴》向左翼杂志《北斗》投稿，虽遭退稿，但他却受到邀请参加《北斗》的读者座谈会。在会上，艾芜结识了丁玲、郑伯奇、冯雪峰等人。1932年春，艾芜正式被编入左联小组，获得左翼作家的身份。此时距艾芜有影响的作品《山峡中》1934年3月的发表尚有两年时间，距离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南行记》，散文集《漂泊杂记》等陆续出版时间则更长一些。如果说1935年是艾芜在文坛“真正开始确立自己名声”的一年，那么此前的几年，他的文学活动与创作情况又是如何呢？

　　艾芜初被编入左联小组，和茅盾、钱杏邨分在一起。当时左联内部，热衷讨论的是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而非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艾芜在丁玲的安排下去杨树浦工人区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发展文艺通迅员。他白天教书，晚上办夜校，为“左联”做的完全是分文不取的义务工作。他还参加各种飞行集会，撒传单，贴标语，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33年3月他被逮捕。不难想象，这期间艾芜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文学创作，即使于匆忙中写了一些作品。质量也难以保证。两篇具有鲜明左翼色彩的诗歌《扛夫的歌》和《示威进行曲》刊登在《文艺新闻》上，因为是左翼刊物，他没有索取稿费。艾芜说：“在这种情形中，为了壮大左翼文学运动，我们年轻的盟员，很愿意贡献各种力量，不要报酬。……像这样生活的盟员，当然不止我一个人。但大家都不谈个人生活，只是一见面就谈工作，谈政治。”可见当时的艾芜虽已成为左翼作家，生活却依然相当困难，经济上全靠缅甸华侨的募捐和上海朋友的接济。没有经济来源的生活使他深感痛苦与无奈，不过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左翼的立场。这主要还是因为他对左翼文学精神的认同。这种认同，是与他的底层生活经验相契合的，反过来又形成了支撑他继续写作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