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投稿_医学论文投稿_核心期刊,职称论文投稿发表_论文部落

　　《四世同堂》体现了"家"与"国"的尖锐对立，或者说对于个人的激烈争夺。小说一开始描写祁老太爷"家'的观念怎样压抑了"国"的意识。"家"是祁老太爷的保护者，"家'带给他的这种安全感，使得祁老太爷连导致中日两国全面战争的卢沟桥事变这样的国家大事也无动于衷。而《四世同堂〉的第一部题为《惶惑》，实际上主要的就是祁老太爷的惶惑，也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祁老太爷"家'的经验的崩溃而造成的"惶惑'曰本侵略者带给了他新的生存经验，"国"的思想最终代替了"家'的意识：传统的"家"再也保护不了他，只有现代的"国"才能使他得到保护。

　　祁老太爷的孙子祁瑞全则体现了新的民族国家意识的构造以及与传统家族意识的"认识论"的决裂。祁老太爷的视野只局限于"四世同堂"，而瑞全则不然，他的心中有一个"中国"，而这个中国是一个"想象"；"青年的热血使他的想象飞驰。……他的心似乎已从身中飞出去；站在屋里或院中，他看见了高山大川，鲜明的军旗，凄壮的景色，与血红的天地。……被压迫百多年的中国产生了这批青年，他们要从家族与社会的压迫中冲出去，成个自由的人。他们也要打碎民族国家的镣铐，成个能挺着胸在世界上站着的公民。他们没法有滋味的活下去，除非他们能创造出新的中国史。……他把中国几千年来视为最神圣的家族，只当作一种生活的关系。到国家在呼救的时候，没有任何障碍能拦阻得住他应声而至；像个羽毛已成的小鸟，他会毫不无栈恋的离巢飞去。从"高山大川"、"鲜明的军旗'、"被压迫百多年的中国"这些观念和联想，我们发现了民族国家"想象"的特点，同时，又是现代"国民教育'的产物，瑞全有关民族国家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出来的，是爱国主义知识规训的结果。我们还发现，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描写战争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在古代，对于战争的描写经常带有一种悲哀的调子，经常和死亡、白骨联系在一起；然而，现代文学充满了对于战争的歌颂，死亡--为国捐躯经常和"不朽"、和生命的升华、和宏大的叙事、和神话性的意义联系在一起。人们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奉献给国家这个"庄严的祭坛"

　　在时代安排给我们的--也是自己预定给自己的生命之终极的日子里我们没有一个不是以圣洁的意志准备着获取在战斗中死去的光荣啊！在五四时代，鲁迅的小说《伤逝》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个人主义宣言："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现代文学把"我"从传统家族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然后，最终"时代"又把"我"整理成"我们"，并且将我们祭献在民族主义的神坛之上。

　　三、"新中国"的建构

　　民族认同（nationalidentity)在现代成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关联着个人生命存否的正当性。写作于抗日战争结束前夕的台湾现代作家吴浊流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jL"便是以民族认同作为主题^《亚细亚的孤jL"集中描写了殖民地知识分子认同的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的苦闷。小说的主人公胡太明在祖国大陆遭到误解，被当成日本间谍。他回到台湾以后，又被认为中国间谍而被跟踪、监视。在这样一种夹缝之中生存的殖民地台湾的知识分子，因此产生了严重的认同危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孤儿意识"。"孤儿意识'正是现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认同的产物。只有在现代民族主义话语之中，才能突显出这种失落了民族认同的"孤儿意识"。同时，也只有在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规范之下，才能形成《亚细亚的孤儿》这样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写作主题。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沉沦》中，郁达夫将主人公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小说的主人公在投海自杀前的联想和一番独白看似突兀之极，至少在表面上缺乏情节上的联系；然而，它恰恰使得我们去追问《沉沦》深刻、潜在和隐含的叙事动力和叙述逻辑。也就是说，郁达夫怎样在主人公的沉沦和国家的沉沦之间建立起来了联系？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尤其是通过小说（fiction)这种虚构叙事作品由一种边缘文体上升为文学正宗的踪迹，我们可以发现文学在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构造中的重要功能，同时也可以充分认识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的"和"建构的"特点。梁启超不仅是中国现代启蒙主义先驱和民族主义之父，而且同时率先提倡"新小说"和"政治小说"，发表了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3梁启超发表的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开启了后来陆士谔的新中酿和蔡元培的《新年梦》等有关"新中国"这一重要的文学想象。从根本上来说，"新中国"首先是一种文学想象、文学虚构和文学构造。朱自清在《爱国诗》中指出："这里国家的观念或者意念是近代的……这个国家是抽象的……这个抽象的国家意念，不必讳言是外来的，有了这种国家意念才有近代的国家。我们在抗战，同时我们在建国。……诗人是时代的先驱，她有义务先创造一个新中国在她的诗里。"

　　五四白话文运动实际上蕴含了民族主义的目标。胡适在他提倡白话文的时候，事实上是以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各国国语运动的历史作为根据的。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惟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7白话文运动摧毁了传统士大夫与民众对立的二元的社会结构。白话文已经不再仅仅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它已经成为了民族共同语。廖仲恺高度评价了胡适所倡导的五四白话文运动。他说："我辈对于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王晖指出："现代文学的语言实践是民族国家自主性的体现，或者反过来说，现代文学的语言实践，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部分。白话文运动是和中国现代启蒙运动以及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同步的。"关于语言，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建造事实上的特殊的连带。为了创造现代的同质化的民族国家，言文一致的普遍性的共同国语的创造具有重要的意义。报纸、小说和现代印刷媒介，以及在民族危机之下所凝聚的以民族主义思想为中心的现代西方知识一起构成了崭新的现代论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