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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组织社会学已经发展出了诸多理论流派。试图从社会学想象力的角度对代表组织社会学理论发展脉络的几个理论流派进行梳理，以期从对组织中个人的理解和定位来把握组织社会学的理论发展脉络。主要以科学管理主义、新制度主义和决策分析学派为分析对象，从行动者的理性和能动性两个维度，讨论三个理论流派对于组织中的人的定位和看法，从中洞见组织社会学的社会学想象力。

　　关键词：社会学想象力；科学管理主义；新制度主义；决策分析学派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2-0235-02

　　一、组织社会学的想象力

　　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社会学对这个问题进行解答的视角就成了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说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心智品质，“人们只有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才能真正地理解它们”（米尔斯，2001）。

　　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组织社会学，以组织现象为研究对象，组织和个体的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成了组织社会学分析的切入点，也即组织社会学发挥其社会学想象力所在的主要领域。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必然使得在本文中放弃传统的那种文献梳理方法，而换以一种或许较为狭隘的理论比较法。

　　二、组织社会学的几个理论流派中的社会学想象力

　　吉布森早在1966年就写过一篇关于组织理论中关于人的本性的文章。他提出组织中的成员是不诚实的，而且组织本身创造了鼓励不诚实行为的条件。他将已有的关于组织中人的本性的研究分为三类：机械主义的传统、人本主义的挑战和现实主义的综合。机械主义传统将组织中的人视为对组织忠诚的、始终如一的，无个性和可塑造性的个体。人本主义的挑战则提出，人是组织结构中具有意识的一种独特元素，人本身具有结构性的需求而且个体之间是具有差异的。现实主义的综合的关键特征就在于将人看做为组织中诸多相互依赖和互动着的变量中的一种，人是在组织的情境中采取行动的（吉布森，1966）。

　　可见，组织社会学对于组织中人的定位和看法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本文主要以组织社会学的科学管理主义、新制度主义和决策分析学派为分析对象，以它们关于组织中人的看法为切入点，从中洞见组织社会学理论社会学想象力的具体体现。

　　（一）科学管理主义

　　科学管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泰勒，他探索了如何通过科学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出职能化组织原理。一般人认为泰勒是个效率主义者，他的管理思想本质是一种物本管理，泰勒把工人看成是靠金钱刺激积极性的“经济人”，而看不到在物质之外还有社会、心理因素的“社会人”（谢水明，2002）。

　　泰勒科学管理原理提倡用精确的科学管理方法代替传统的经验管理方法，认为程序化、非人格化的机械动作，可以将员工偷懒与懈怠的可能降到最低限度，主张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密切合作，要科学教育、培养、训练工人，他认为杜绝管理不当造成的浪费、消除怠工，最大限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在于科学管理（马俊峰、邓俊英，2005）。可见，在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主义那里，组织中的个人是完全理性的个体，组织中的个人就是为了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只要能够达到这一目的，工人就愿意按照通过科学方法测量和设计出来的方式进行劳动和生产。因此，在科学管理主义这里，组织中个人的能动性是十分低的。

　　（二）新制度学派

　　自20世纪40年代起，组织开始受到制度学家的关注，并且逐渐成为制度领域的研究重点。最早将新制度主义引入社会学组织研究领域的是西尔弗曼，他认为组织的环境不仅应该被定义为是资源的提供系统和产出的目标系统，而且应该被定义为是组织成员的意义来源（郭毅、徐莹，2007）。

　　迈耶通过对美国各州教育体制非常相似这种现象的观察，提出了组织中的制度趋同命题，认为组织结构本质上反映的是制度化的规则内容；另外，很多制度一旦被制定出来以后就成了摆饰，从本质上讲是与组织的内部运作过程处于“松散连接状态”。为了能够解释这一现象，迈耶又提出了合法性机制这个重要的分析概念，强调合法性机制可以在无形中迫使组织接受特定制度环境中所要求的具有合法性的行为模式（迈耶、罗恩，1977）。

　　迪马久和鲍威尔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推动了组织社会学制度分析的发展，提出有三种机制导致了组织在结构、制度以及行为上的趋同，分别是强迫性趋同机制、模仿性趋同机制和规范性趋同机制（迪马久、鲍威尔，1983）。

　　托尔博特和朱克分析了美国各州采纳公务员制度的情况，发现当大多数州都逐步接受了公务员制度之后，模仿其他城市的做法则成为公务员制度得到采用的根本原因（托尔博特、朱克，1983）。也就是说，当一种制度被社会上大多数组织采用后，往往会形成一种观念制度的力量，使得这个制度得到维持和沿用（周雪光，2003）。

　　总之，制度学派强调组织并不仅仅是技术性的产物，或者是复杂的关系模式的产物，组织同样也是文化规则的理性化的产物，这种文化规则为组织的建立构建了独立的基础（涂洪波，2006）。

　　可见，在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那里，组织中的个人被隐匿了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对组织的制度场域的关注，然而，新制度主义并没有完全无视个人的存在，因为它将被视为人们主观认知中的一种结构。组织制度学派最本质的特征是通过人的认知来解释制度。个人不再是经济人假设中的那种完全理性的存在，制度对人具有一种常常是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约束力，个人是无法做到完全理性的。不过，个人的能动力也不是完全空白的，而是具有一定能动性的，是会运用一些诸如将检查、评估等活动仪式化的策略的。

　　（三）决策分析学派

　　决策分析学派中的个人具有高度的能动性，是作为决策行动者的存在。决策行动者所表示的真正含义在于，“它认定一个行动领域之中的所有个体总是在始终不断地推测他们的同伴……在这一领域中，每个人都被设想成积极的存在者。”（费埃德伯格，2005）

　　李友梅指出组织决策分析的最初假设是：“个体在工作中的行为从来不会被完全限定；为了达到其个人的目标而追求理性决策的个体是一个自由的行动者……人们只有使自己站在一个寓于已定情境和已定约束中的行动者的立场上，才能比较恰当地运动理性决策或游戏规则这样的术语。”（李友梅，2009）

　　因此，决策分析学派理论的出发点是关于组织中的行动者具有高度能动性的认识，行动者的理性是一种情境中的理性，“理性始终是文化性的理性，而且理性始终是情境性的理性和以经验为依据的理性。”（费埃德伯格，2005）

　　三、小结

　　可见，每个理论流派对于组织中的个人的看法和定位是存在差异的，而这即是每个理论流派社会学想象力之体现。在科学管理主义那里的个人是与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相似的个体，是可以被作为科学的实验对象来对待、可以被科学的方法和设计所操控的，因而其能动性是很低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尽管很少提及组织中的个人，然而制度本身的存在却是在人们日常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并且内化于人们的观念之中，因而，个人都是制度存在的载体，受制于无形的认知结构，个人的理性是不完全的，但在面对制度要求和组织实践的矛盾和冲突时，个人还是具有一定能动性的。而决策分析学派出现的基础就在于它看到了组织中的个人是具有决策能力的个体，其理性是在具体的情境中具有实践性的一种情境理性。而行动者的能动性则是十分高度的，维持和争取扩大自己的自有余地才是行动者真正在乎的事情。每一个行动者，都会根据具体情境和游戏规则来计划自己的行动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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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马俊峰，邓俊英，陈志良.重新解读泰罗科学管理原理[J].学术论坛，200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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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0]涂洪波.制度分析：对新制度主义的一种解读[J].广东社会科学，2006，(6)：95-100.

　　[11]埃哈尔·费埃德伯格.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M].张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2]李友梅.组织社会学与决策分析[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