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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入狱的一段经历，是艾芜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年3月3日，他在一家丝绸厂联络工人时遭到拘捕，关押在上海南市公安局拘留所，后又移交苏州高等法院第三监狱，到1933年9月27日获释。出狱后，他对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思考，向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提出他不再参加“左联”的社会活动，好专心从事文艺写作。这引起了一部分左翼人士的误解，比如胡风说他是在牢狱之灾后被吓怕了，批评他“从左面上来，却要从右面下去”。不过，艾芜对“左上右下”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认为做党的工作就是包括组织工作、政治运动，以至贴标语、散传单、飞行集会等等。文艺工作算不得革命工作。再说，左联的领导，也没有使我‘左上来’。当时左联的领导是丁玲，她编的《北斗》，就没刊登我投去的小说《伙伴》，她只让我参加《北斗》的座谈会，可见她并没有因为左而从左边往上拉。周扬确实在《文学月报》上登了我的小说《人生哲学的一课》。但他当时并没有作左联的领导。文艺评论的第一句话，‘左上来’，并不确实。第二句话‘右下去’的错误，是甭定了文艺的作用，搞文艺就是右了。当时我并没有辩论，只能勇敢地走自己应走的路。”

　　艾芜对“左联”组织活动的态度转冷淡，在胡风等战斗性强的左翼盟员看来是“右下去”的表现，可是在艾芜看来，此举恰恰是一个作家对左翼身份的坚持，是对左翼文学理想追求的真正体现。“勇敢地走自己应走的路”，对于坚定了“朝文学道路上走下去”的艾芜而言，是要践行文学为革命的理想，写出好的作品，以作品唤醒和激励大众进行反抗与斗争。

　　总的来看。此时的艾芜，左翼作家的身份已经不再仅仅是“左联”对他这个“游民”的收编与接纳，更重要的还是他从南国一路走来，基于个体生命体验而萌生的“革命理想”在上海的左翼文学队伍巾找到了亲切的认同感。可以说，这是艾芜即使在艰苦的环境下仍能坚持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在这一时期艾芜的作品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左翼文学理念的烛照和左翼文学规范的引导下他的融合生命感受与革命理想的努力。

　　三、“阶级”与“江湖”的世界

　　1934年3月，艾芜的《山峡中》在北新书局办的《青年界》上发表。同年4月，中华书局的《新中华》文学专号刊载了他的《松岭上》。1935年，艾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漂泊杂谈》、《南行记》、《夜景》、《海岛上》，散文集《漂泊杂记》，可谓是他创作的一个丰收年。他由一个“游民”成为文坛新人，逐渐确立了自己在左翼文坛中的地位。一个作家的身份意识十分重要。有了身份意识，就意味着他会自觉地遵循该身份所必须遵循的某种纪律。艾芜把自己视成一个左翼作家，他开始认真地思考作为左翼作家所应承担的使命，努力用左翼的观点来指导创作。但仅仅是身份意识还不足以保证作家写出优秀的作品，要创作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更重要的是作家必须具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并能从他的感性的生存体验中提炼出能够打动人心的艺术意味来。艾芜的成功，就在于他在接受左翼文学理念的同时，能够深入挖掘自己的人生经验，把生命感受与左翼的理念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这方面，《山峡中》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山峡中》小黑牛的惨死，表面看是一伙强盗将负伤后要拖累大家的小黑牛扔进了奔腾的江水中，写的是体制外的“江湖”，但更深刻的根源其实还在“山峡外”，即体制内的阶级对抗社会。小黑牛家乡的地主张太爷抢走了小黑牛的田地。抢走了他的小牛，抢走了他“白白胖胖”的女人，他也差点死在张太爷的拳头下。为了活命，他才远走他乡，干起偷盗的营生。没有张姓地主的恶行、不会有小黑牛后来的悲剧。一群强盗边缘化的生存方式背后，原是一个黑暗的“阶级社会”。这种“江湖世界”与“阶级社会”一显一隐的叙事模式，是完全符合左翼文学标准话语规范的，同时又充分凸显了艾芜个人的创作特色。

　　作为创作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艾芜的这种显在/隐性叙事模式不仅表现在《山峡中》，而且也贯穿在整部《南行记》及这一时期他的其他小说中。《山峡中》魏大爷一伙，《松岭上》贩杂货的白发老人，《月夜》中的“好弄小聪明”的吴大林，《人生哲学的一课》中从鸡毛店里被赶出去的生疳疮的同伴，《乌鸦之歌》中被霸占田地每日像乌鸦一样哀号的疯子，《瞎子客店》中双眼失明的盲人父子，《我的旅伴》中失掉土地抬滑竿的苦力，这些人共同构成了艾芜笔下的“江湖世界”。他们是小偷、盗匪、杂役、小工、滑竿夫、盗马贼、私炯贩子、货郎老人等，无论从事的是何种勾当。他们都是没有固定职业、房屋财产的“流民”。他们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在那里默默地忍受，或为了活命而本能地反抗，说不上为了什么高于现实的理想。《我的旅伴》中，老何从故乡贵州来到滇缅边境做起了“拿肩头当马、拿脚心去磨平路”的滑竿苦力，过着磨骨头抬人的生活。当同伴老朱笑他天生穷命，只有穷想头，不如回贵州变猪的时候，他却道出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一个人喜欢到处跑跑跳跳，喜欢到处看稀奇，喜欢能够自由自在地过日子，呵，一个人喜欢的多着呢！”同为滑竿苦力的老朱，不愿被人践踏，不像老何那样相信命，他敢做敢为，冒着坐牢的危险，将鸦片私藏在滑竿管内，与命运抗衡。在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到常态社会所没有的江湖习气。《快活的人》巾被逼得无法走“做工种田那条正路”，终日打诨说笑使他人和自己快乐、忘去忧愁的胡三爸，《七指人》中只有七根手指的出家人，《松岭上》里杀掉了地主全家与自己妻儿、如今在彝地寂寞过日子的白发老人，他们为生计所迫，不愿“给人践踏着过日子”，因而啸聚于山林荒野之中。艾芜没有直接写他们政治性的反抗，但这些人的江湖人生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常态社会的秩序与道德的挑战，具有重要的反抗意义。

　　如果说江湖世界及其承载的政治文化意义体现了艾芜基于他的生命体验向左翼文学靠拢的内驱力，那么江湖世界背后充满强权压迫意味的阶级社会的存在，则显示了艾芜接受左翼文学的规范，用自己的生命体验表达左翼观念的努力。《松岭上》、《乌鸦之歌》、《瞎子客店》等是最能体现这一特质的作品。《松岭上》的白发老人独自住在四山里松涛咆哮、仿佛海边渔家的木屋里，在这样一个小小的世界里，一个爱喝酒、爱讲话的老头子给了“我”家的安静与温暖。“我”从他酒后的疯话里感受到他的孤独：“你想，我一个人走在山里，有时候，半天也碰不见一个人花花，……就这样孤孤寂寂地过着日子。……天哪，那是些什么日子！”老人喝到高兴处，提议要把他的宝贝杯子和烟枪嫁女儿似的嫁与“我”。做生意时，他慈蔼得像老祖父一样，一会儿伸伸手摸摸小孩子的下巴，一会尖起指头抚抚女孩子的头发，逗着孙儿孙女玩耍，夜间总是醉醺醺地讲着过去牧羊赶马那些又美丽又温馨的往事。然而，从一个秃头小贩的口里，我们得知了另外一个人生故事：一个在地主家做长工的汉子偷米回家养儿女被发现，被吊在梁上打。在地主的胁迫下，汉子的女人为丈夫和儿女付出了肉体的代价。他无法忍受此般羞辱，提刀杀了老婆，杀了地主一家，杀了自己的儿女，从山村永远地消失了。黑暗社会里的阶级压迫与剥削，激起了汉子杀人的欲望，也为白发老人的当下人生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对于这样一段充满了痛苦、屈辱与灾难的生活，艾芜并没有过多地铺陈与渲染，而是借旁人之口，点到为止。这是因为那个汉子从前的遭遇本身就是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经验事实。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上对立的两个世界在白发老人的生活中并非以对抗性的形式存在，而是在老人的生命过程中以一种映衬的方式呈现，并在艾芜的叙述话语中得到了艺术的统一。与此相同，《瞎子客店》中罗家公馆的二爷和边远地方的军官，《乌鸦之歌》中夺走田地的魔王兄弟，他们与《松岭上》的地主在身份与角色的功能方面具有一致性，都是以一种隐性的存在，提醒读者要关注显在江湖世界命运悲剧的背后更为深刻的阶级对抗的社会根源。艾芜以这种方式完成了对革命话语与政治诉求的个人化表达。

　　左翼作家的创作道路，各有自己的特点。艾芜是在经历了充满奇遇的人生后，以其底层的生活经验与左翼的理念发生了共鸣，自觉把个人的生命感受与左翼的观念结合起来，才成为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左翼作家的。他不是用形象来图解左翼的思想，而是承担起左翼作家的使命，站在受压迫的底层民众立场上向旧的社会体制发出愤怒的抗议，写出了深刻的生存感受，写出了生动的生命样式，写出了感人的艺术形象。他曾与沙汀一起就写作问题向鲁迅求教，认识到作品中的人物并不是“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而是需要“真真实实地刻画出来”。这种执着于生活的真实展开艺术想象的经验，是他的创作取得成功的关键。他后来写出《一个女人的悲剧》、《春天》等作品，在人物塑造上依然追求真实的生命感，并未简单地按照政治革命的话语来处理艺术形象，可以发现他始终是以真实的生活作为创作的基础，即使在政治色彩较强的作品中也没有失去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对文学与生命的真诚诉求。